在现存最早的三种福建方志里，宋代淳熙《三山志》有“寺观”类，“公廨”类里又有“祠庙”之目；宋代宝祐《仙溪志》虽非全帙（据宋人刘克庄《仙溪志序》，该书凡15卷，现存5卷），现存本有“祠庙”类；宋代开庆《临汀志》有“祠庙”类、也有“寺观”类。宋代以后的福建方志也大多有“祠庙”(或称“庙祠”“庙祀”和“丛祠”等)和“寺观”的分类。这几乎成为宋代以来福建方志的一个学术传统，举最有名的方志为例，明修福建省志弘治《八闽通志》所记也分“祠庙”和“寺观”，中国方志学术史上享有盛誉的清修康熙《宁化县志》有“坛壝庙祠志”，也有“寺观志”。从方志所记内容看，福建方志所记各祠庙神明“或以神仙显，或以巫术著”，多有各自的灵验传说，如“祷雨辄灵”“主科名尤灵”“妇人妊娠必祷，神功尤验”等。这是“寺观”类并不记录、也无从记录的内容。在我看来，祠庙与寺观的分类，大概相当于民间信仰活动场所与作为宗教的佛教、道教活动场所的分类。

清修台湾方志是福建方志的一个特殊部类。清修台湾方志（如康熙《台湾县志》、乾隆《台湾府志》、乾隆《凤山县志》、道光《彰化县志》、光绪《恒春县志》等）也有“祠庙”与“寺观”、“寺观”附于“祠庙”的分别，但其分别是“不在祀典”与“载在祀典”的分别，是民祀与官祀而不是民间宗教与作为宗教的佛教、道教的分别。如，乾隆《台湾府志》“寺庙”条下谓：“庙列在祀典者，俱载典礼”；又如，乾隆《凤山县志》之《典礼志》所记“坛庙”乃“载在祀典者”，《杂志》所附“寺观”则“不在祀典”者也。究其原因，盖在于清初修台湾方志之时，佛教、道教传入台湾的进度弗如民间信仰，两者尚不足分庭抗礼也。其后，“载在祀典”与“不在祀典”的分别遂成为台湾方志相沿的一个学术传统。然而，清修台湾方志所记同实际有所脱节。在实际上，台湾的民间信仰及其活动场所基本上是福建版的，台湾地区最具代表性的文化人类学家李亦园教授关于“普化宗教”和“制度化宗教”的论述，是从台湾田野所得的理论，也适用于福建的民间信仰及其活动场所。另外，保生大帝信仰是宋代乾道二年（1166年）“载在祀典”的，清乾隆《台湾府志》却将它列为“不在祀典”的“寺庙”类。

附带报告两个情况。其一，清修首部《台湾府志》成于首任台湾知府蒋毓英和诸罗县令季麒光、凤山县令杨芳声之手。该书已记有清初台湾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活动情形，“无论男女老幼，常相率入礼拜堂诵经听讲”，闽、台两地民间信仰同外来宗教的关系也是应该研究的问题，容我另外报告；其二，吾闽先贤林琴南《畏庐琐记》有福州法海寺僧人到台活动的记录：“余16岁赴台湾，趁一轮舶，名华福宝。法海寺某僧渡海募缘，亦趁舟行。舟中先有一官眷，四周围以夹幔。僧嗜阿芙蓉（汪按，鸦片也），即燃灯卧于幔外。舟入大海，风涛猝发。舟侧，僧首并枕，悉入幔中。婢媪大呼，和尚入幔矣！争起击其颅，僧百口不能辩。而舟亦簸荡，僧时入时出，而呼打之声竟夕。然呕吐淋漓，卒亦不能打也。余笑至腹痛，且呕且笑，舟至沪尾，恹恹如病矣。”其时为1867年，已是清代同治六年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