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人绪方惟精《日本汉文学史》(1961年。台北正中书局中文译本出于1969年)谓：“甲午一役，日本战胜了老大国清朝，丧失了过去长时期间对中国文化所抱的尊敬之念，日本的汉文学便陡告衰退。

”我国的中日关系史名家汪向荣教授，在《日本教习》(三联书店1988年版)一书论述“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时也说：“向来被中国人目为蕞尔小邦的日本，竟远远地走在中国面前，一举而战胜了老大帝国，再举而过败当时夸称世界列强之一的沙俄，这时候才使顽固、保守的中国统治者大吃一惊。

中国，尽管有优秀的文化传统，地大物博等的自然条件，但在近代文化面前，这些特惠起不了大作用，日本反而走在中国前面，使中国在现代化过程中，不得不转向日本来学习、吸收了。”

我要指出，中日文化地位的逆转完全不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品质、水准对比值下降了的缘故。譬如，日本的汉文学从汉文传入到“甲午一役”已有160余年的历史，但它却因“甲午一役”而“陡告衰退”：日本汉文学家和汉文学爱好者里的部分人开始用居高临下的眼光来看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日本文化品质或水准的提升。恰恰相反，日本的汉文学在日本本土呈现了“陡告衰退”之势，其在台湾延伸的部分则足资说明和证明：受日本强权政治裹挟的日本汉文学在台湾也终于不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魅力。

在日本侵占台湾的50年间，日人在台湾的汉文学活动(包括个人创作和结社联吟)一直停不下来。日人从自组诗社(玉山吟社、南雅诗社等)并收台湾诗人参社，到在各地参加台湾诗人的结社联吟。日人的热情参与、参与的热情，使得结社联吟活动公开化、合法化、常态化。

据台湾学者吴毓琪教授《南社研究》(台南市文化中心1999年版)一书报告，1902年台湾有诗社6家，1923年增至69家，至日据后期的1943年攀升至 226家。日人限制并进而扼制台湾人接受汉文教育，却不排除自身参与写作汉文汉诗的活动。在台湾“所至有诗社”的盛况里可以随处看到日人的影子，他们完全抵挡不住中国文学乃至中国文化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