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吴凤传说,刘家谋《海音诗》(1855年)的相关记录是现存最早的书面版。《海音诗》有诗并注曰:“纷纷番割总殃民,谁似吴郎泽及人。拼却头颅飞不返,社寮俎豆自千春(沿山一带有学习番语、贸易番地者,名曰番割。生番以女妻之,常诱番出为民害。吴凤,嘉义番仔潭人,为蒲羗林大社通事。蒲羗林十八社番,每欲杀阿豹厝两乡人,凤为请缓期,密令两乡人逃避。久而番知凤所为,将杀凤。凤告家人曰:吾宁一死,以安两乡之人。既死,社番每于薄暮,见凤披发带剑骑马而呼,社中人多疫死者,因致祝焉,誓不敢于中路杀人,乃止。今社番欲杀人,南则于傀儡社,北则于王字头,而中路无敢犯者。凤坟在蒲羗林社,社人春秋祀之)。”后出的连横《台湾通史》(1920年)之《吴凤列传》亦记:(凤死)“已而疫作。四十八社番莫不见凤之驰逐山中也。于是群聚语曰:此必吾族杀凤之罪,今当求凤恕我。各社举一长老,匍匐至家跪祷曰:公灵在上,吾族从今不敢杀汉人,杀则灭。埋石为誓。自是乃安。尊凤为阿里山神,立祠祷祀。至今入山者皆无害”。
吾人于此当发一问:“鬼无归则为厉”是汉族的鬼魂观念。凶死者为厉鬼、厉鬼会散布瘟疫的观念也是当年以“出草”(杀人取头以为夸耀)为俗的台湾非汉族部落居民的鬼魂观念吗?从刘家谋到连横,他们听到的、记录的吴凤传说是不是有“文化识盲”的问题呢?所谓“文化识盲”是:研究者以其自身的文本(自身负载的理论/文化)来解读作为研究对象的文本,从而使得解读陷于认识的盲区(参见古学斌、张和清、杨钓聪:《专业限制、文化识盲:农村社会工作中的文化问题》,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附带言之,连横《吴凤列传》曾以《吴凤传》为题载于《台湾文艺丛志》第4年第1号(19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