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来话长。薛老师于1946年从北京大学毕业，1947年初至岁末在台湾彰化、台北、桃园等地当过老师。出于老师的天性，他对台湾学生的学习负担相当焦虑，他说：“笔者在(台湾)一所省立中学兼为人师，因为人缺，高中部的国文、英文、公民、历史，笔者都教过。教来教去，觉得问题重要，和别人说起，也都有同感，所以觉得有这个资格，也有这个义务，来替他们说几句话。”他在《北方杂志》发表《替台湾学生诉苦》略谓：“现行中学课程，本来已够繁重，台湾学生再加上语言和文字的困难，如何吃得消。上课时教员的讲授不能充分了解，回家书又看不通，许多学生向笔者诉苦，笔者也深感他们实在太苦了。”从心里关爱学生，这是老师的天性。“替台湾学生诉苦”，天性使然也！

30余年后，薛老师的教泽亦及于我。1978年，我读大一时在母校《福建师大学报》发表《鲁迅在厦门若干史实考》。其时，薛老师在山东师范学院聊城分院主持编辑《鲁迅生平史料汇编》，因而赐信于我。此后不时来信指导和勉励。1983年，薛老师指导的研究生宋益乔兄完成研究生学业。薛老师亲自送宋益乔兄到福建师大参加学位答辩、申请硕士学位。受俞元桂教授委派，我到福州火车站恭候，第一次见到了爱生如子、爱才如命的薛老师。宋益乔兄顺利通过学位答辩，薛老师特别高兴。接着，我陪薛老师看望他在福州的几个老友，又从薛老师的言谈受到教益。不久，薛老师从聊城师院发电报给俞元桂老师：“省教育厅让我带在职研究生，欢迎汪毅夫同志报考。”俞老师将电报给我，让我自己决定。我满怀感恩给薛老师写信，说是已决心报考俞老师的研究生了。同俞老师一样，薛老师的心满满的是对学生的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