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余年前，我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发表的《东南地区的抗战文艺》谈到“1940年，西南联大教授陈铨等人组织‘战国策’派，宣扬特务统治、散布法西斯思想。地处东南的《现代文艺》《文艺评介》等刊很快作出反击，发表文章配合西南《新华日报》《野草》等刊批判‘战国策’派的斗争”，谈到《现代文艺》上谷虹《有毒的〈野玫瑰〉》对陈铨《野玫瑰》的批评：“不仅是抗战后最坏的一部剧本，也可以说是最有毒害的一部剧本”。

《野玫瑰》公演广告

《野玫瑰》曾在福建公演，我在“三青团福建支团部”的刊物《青年行列》第1期（1943年4月20日出版）看到《野玫瑰》公演的广告和剧情介绍：“伪北平政委会主席”、汉奸王立民的第二任老婆野玫瑰（夏艶平）原是上海滩的名舞女，王立民和野玫瑰的女儿名曼丽、人称家玫瑰。王立民前妻之侄刘云樵同野玫瑰关系暖昧。刘云樵突然来到王家后，游击队首领薛汝康在缉捕前脱逃、西河沿炸弹爆炸、王立民遇刺受伤、日本军官饮弹而亡。日本宪兵司令从天津发来逮捕疑犯刘云樵的命令，就在警察到达前1小时，王家老仆王安突然获得消息。他劝刘云樵找野玫瑰出面应对，野玫瑰“在痛苦的内心斗争之后答应了”。警察包围了王家，对野玫瑰有企图心的警察厅长在野玫瑰的愚弄下竟然让刘云樵带着曼丽安全出逃，野玫瑰又挑起王立民当场枪杀警察厅长，接着王立民突然双目失明然后服毒自杀。故事结局是，野玫瑰带着老王（仆人）到“自由的南方去”了。这完全是一部玩暖昧的人物关系、离奇的故事情节、恐怖的戏剧场面的“抗日神剧”，是陈铨提倡的恐怖、狂欢、虔诚“三重母题”的写作实践。这样的“抗日神剧”理所当然地受到批评，受到读者和观众的唾弃。

（2018年8月30日记于北京）（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来源：京彩台湾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