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春源在为许南英《窥园留草》撰序时说：“时台学使灌阳唐公文治方新，礼延耐公施先生掌教台澎讲院，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院中月课，春源与君辄冠曹偶”。这话的大意是：当年，台湾道唐景崧兼理学政，延请施士洁进士担任台澎海东书院山长，除了制义和试帖诗，提倡学习古文和诗词。院中月课，汪春源和许南英往往名列前茅。在台湾海东书院，制义试帖与古文诗词相随而行，汪春源把这说得像极了爱情。 制义试帖与古文诗词本无结合的缘份、彼此就不能“确定眼神”吗？当然不是。以制义与古文，或者说以时文（制义也称时文，又称八股文等）与古文为例而言之。韩菼（韩慕庐）是清康熙十二年癸丑科（1673年）状元，是清廷钦定，也是学界公认的时文的典范作家。他乃“以时文、古文合为一手，望溪所不逮也”。望溪姓方名苞，也是学术牛人。据说，他是清康熙四十五年丙戌科（1706年）贡士（因母病未应殿试而返）。方苞是清代古文大家，桐城古文的代表人物。他“以古文为时文，以时文为古文”，用两副笔墨写文章，却也是将时文和古文结合起来。在清代台湾，制义试帖和古文诗词“各体精工”者不乏其人，譬如彰化名士洪弃生。他尝语人曰：所谓“各体精工”不过是“常语”耳，“实则仆平日虚声尚不止所云”，又曰：“仆之骈俪、诗、古文及制义，颇可自信”。

制义试帖有固定的格式，在写作上比古文诗词多了限制、少了自由。科举以制义试帖取士，的确难为了士子。废除制义（八股）之议，清代初年已经多次上达至于皇帝，还真让皇帝动了主意。“康熙年间，曾经停止八股，考试策论，未久旋复旧制”（汪按，康熙三年甲辰科、康熙六年丁未科停用八股，康熙九年庚戌科起仍用八股考试）；“雍正时，有议变取士法废制义者。上问桐城张文和公廷玉，对曰：若废制义，恐无人读《四子书》讲求义理矣。遂罢其议”；“乾隆辛亥，兵部侍郎舒赫德请废制义，事下部议”。久而久之，制义与古文的关系被当做对立的冤家关系了，“称之为时文者，与古文对待言也”。施士洁晚年回忆说：“我年十八九，沾沾制义不释手。屡列前茅屡掣肘，无聊且向棘闱走”。他也不喜欢制义，“沾沾制义”仅仅为了入闱考试。及至当了台澎海东书院山长，他采取的“于制义试帖外，倡为诗古文词之学”的办学方法，是对学生负责的明智之举。他为《海东书院课艺》撰序时说：“举业二字既认得真，以为拜献之先资可也，以为经传之羽翼亦可也。至如闱中墨式，作者、阅者针芥相投，虽曰天命，亦由人事。要惟敛才就范，不失对扬之体而已。今人动以墨卷为腐臭不堪之物，相与菲薄而姗笑之，此诚末流之失，而岂国家取士之意本然耶？”《海东书院课艺》所收汪春源制艺多篇，其中有名列“超等头名”和“超等二名”者（许南英的制义试帖，容我另文介绍）。短短几年间，施士洁的门生邱逢甲、汪春源同榜中举，邱逢甲、许南英、汪春源先后中进士，他们以制义试帖题名于科场，却以古文诗词留名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