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门育婴堂创办于清道光年间，在道光《金门志》留有简要记载和足本《金门育婴堂规条》。

从道光《金门志》的记载和《金门育婴堂规条》看，金门育婴堂乃承接了福建的种种传统。

福建育婴堂是福建举子仓的继承者。清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松溪县建育婴堂“生生所”成，知县潘拱辰为之记，其文略谓“邑旧有举子仓六处。盖因俗尚寡恩，凡贫民生子不能畜者，多溺不举，而女尤甚。以故古之乡先生，捐资置买公田，积谷以济之”。乾隆《泰宁县志》记：“育婴堂在宋时已有之。官立乳母，育细民举子之不能育者。绍兴五年，楚州人王洋知邵武军事，以建、剑、邵、汀四州，细民生子多不举，奏立举子仓，逐乡积谷。贫民育（汪按，即孕育、怀孕也）五月以上书之籍，至免乳日，授以米一石三斗。当时泰（宁）必有仓，今已莫考。我朝好生德治，奉文设立育婴堂于北医灵祠之前，而生者有以赖矣”。民国《南平县志》于“旧育婴堂”条下记：“宋有举子仓，嘉泰间，知州事叶筠建。又有提举司举子仓，知州事刘允济建”。据毛晓阳教授告知，《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三十二《国用考 赈恤》记：“初，闽人生子多不举，高宗绍兴中，朱子请立举子仓”；“光宗绍熙中，赵汝愚知福州，括绝没之田产，召佃输租，仍发籴本，建仓收储。遇受孕五月以上者，则书于籍，逮免乳日，人给米一石三斗”；“嘉泰中，叶筠知南剑州，州贫，生子多不举，请立举子仓赈给之”。简而言之，举子仓是宋代福建朱熹、王洋、赵汝愚、叶筠、刘允济一干人等相与接续而创的传统，以“乳有所资”来保障女婴“活下来”、来保全女婴生存权，是宋代福建举子仓的基本思路，循此思路而有后世沿用的“寄养乳母”之策即“寄乳章程”或“寄乳法”。

道光《金门志》记：金门育婴堂得“官、绅各捐项置业，以充经费。后以婴多费少，几乎不继。幸有布政衔叶文澜肩其事，筹项接济”，捐款、筹款和置业，俾“乳有所资”也；又记：“又将女婴陆续拨入厦门育婴堂乳养以分其力”，是“寄养乳母”也。

《金门育婴堂规条》明文规定：“领取女婴为苗媳者，配合诸事有本堂分照为凭。本生父母不得干预争执，以杜串诈诸弊。惟婴女长成，本生父母要相认者，许其到局查明姓氏里居。生女之家，苟不能割爱仍愿领回自养者，听之。若已被人领做义女、苗媳，不许给还。媒婆人等能将局养女孩说合与人领做女、媳者，每一口赏钱一百文”，明文规定许用童养婚来救济女婴。这里承接的也是宋代的福建传统。宋政和八年（1118年），朱熹之父朱松（朱韦斋）在福建政和县尉任上曾刊《戒杀子文》。道光《福建通志》引《政和县志》的记载说：“昔多溺女，自韦斋先生重戒后，俗渐革。有贴钱帛抱养与人为媳者”。道光年间在福建诏安知县任上的陈盛韶认为，育婴堂“劝抚苗媳”是“仿周官省礼、多婚之政，变而通之”，合于古制。省礼（省简礼仪）和多婚（鼓励嫁娶，通过嫁娶增多人与人、家庭与家庭的互相扶持）是《周礼》所记的救荒之策。陈盛韶的看法是有理由的，女婴的生存权受到威胁当然是“荒”，用童养婚来保全女婴的生存权不失为救荒之策。另外，童养婚在古早也是“法律不禁”的，如黄宗智教授所言：“法典本身从来没有正式承认这一习俗，但在有清一代，刑部承认并容忍了它。用刑部道光二年（1822年）处理一件案子时的话说，‘民间于未成婚之先，将女送至夫家，名曰童养。自是女家衣食缺乏，不得养赡，不得已为此权宜计，所以法律不禁，听从民便’。”在历史上、事实上，童养婚俗也确实保全了无数女婴的生存权。然而，童养婚俗预先（而不是待其成年）剥夺了女婴的婚姻自主权等多项权利。童养婚俗当然也是一种陋俗。

金门育婴堂祀“子孙娘娘”（注生娘娘）。《金门育婴堂规条》记:“如有人求名、求寿、求嗣，发愿买救命若干，听其到神前贴白愿救几命，将所费陆续交缴，愿满之日，将白勾完存局，榜示闻众。可两人共行，可一人独举，可量力而止，可计时三而归，较之刻文印送，其行事尤为着实，获福更靡涯矣”。堂设于注生祠或其他神祠，堂祀注生娘娘或临水夫人、妈祖等神明以保佑婴儿，并将神明香火钱也用于“救命”即保全女婴的生存权，这也是福建育婴堂的传统做法。

日本学者夫马进教授在其学术名著《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里对福建育婴堂的传统评估不足。他认为清人普遍认为育婴堂是浙江慈幼局的继承者，殊不知清代闽人普遍认为育婴堂是福建举子仓的继承者；他对福建的研究显然取证不周，得出的福建“在雍正二年发出设立育婴堂的上谕之前，只有清流县设有一处建立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的育婴堂”是取证不周的结论。当然，夫马进教授自可备为一说，但吾人未宜率尔据信也。

（2018年10月30日记）（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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