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届两岸文教发展论坛的议题之一是“新时代两岸史学及其教育的融合与历史认同重建”。我想，把握台湾史的话语权是题中应有之义。
我从30余年前的一段往事说起。1988年1月31日至2月1日，“台湾史学术研讨会”在台北召开。厦门大学陈孔立教授应邀向会议提交论文《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的特点——以 <问俗录> 为中心的研究》，但他本人却在赴台途中受阻于香港。陈孔立教授提交的论文是他写作中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的一部分，他的论文经由台湾学者代为宣读，在会上得到和引起台湾学者的评论和讨论。会议主办方、台湾史研究会理事长王晓波教授对陈孔立教授论文的辩证唯物史观大为赞赏，副理事长尹章义教授则指出陈孔立教授论文未涉及的问题，如科举制度对台湾社会的影响等。
当年两岸媒体热炒的“陈孔立教授文到人不到”的故事，是1949年以来首开纪录的两岸台湾史学术交流。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如下启示：
1.在台湾史研究及其教育方面，应该有针对性地倡导唯物史观。1988年是李登辉取代两蒋的领导地位，又是李登辉及其追随者(有时在蓝营、有时在绿营，有的在蓝营、有的在绿营)开始主导推动“去中国化”的年头。台湾史学界趋势附炎的学者提出台湾史的“同心圆史观”和“东亚史观”，并用于台湾史研究和教育，意在造成台湾民众尤其是台湾青少年的分离倾向。几年前，在大陆举办的台湾青年夏令营报告会上，居然有大陆学者讲述“同心圆史观”，这说明我们对错误史观的危害性认识不足、批判不力。当然，最有力的批判是正面倡导唯物史观。1990年陈孔立教授的《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和刘进庆教授的《战后台湾经济分析》两本学术名著由厦门大学出版社出版。两位教授都理直气壮地告诉读者，他们的著作乃是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理论”来研究台湾问题。在新时代，我们更应当理直气壮地倡导台湾史研究的唯物史观。当然，在史学方法论上应提倡和包容多元性。
2.讲好两岸在制度层面上紧密关联的故事。当年，尹章义教授对陈孔立教授的批评是很有见地的。虽然一篇论文、一个学者的研究不可能穷尽所有问题，尹章义教授指出的“制度对台湾社会的影响”却是台湾史研究的重要方向:两岸在制度层面上的紧密关联。北京市台湾同胞联谊会郑大副会长、卢咸池教授带领的团队积10余年之功夫完成“科举制度在台湾”的一揽子工程：从研究、讲学到布展和交流。科举制度以外，教育制度、宗法制度、乡约制度、职官制度、幕府制度层面上的两岸关系，大有文章可做。20余年前，杨彦杰教授尝谓：“两岸文化是一体的。这种文化一体关系，主要是因为大陆向台湾的不断移民；同时也由于两岸长期同处于一个行政体系，政治制度相同，官方提倡的意识形态一致。”他已论及两岸在制度层面的紧密关联。
3.团结和支持台湾统派学者，争夺台湾史的话语权。台湾统派学者为争夺台湾史话语权，长期进行艰苦卓绝的努力，1988年举办“台湾史学术研讨会”是他们的一次努力。王晓波教授曾让我看了他收到的死亡威胁（恐吓信)，也让我看到他绝不放弃台湾史的话语权，直至病倒。
我们经常说，台湾史的话语权不得让逆潮流而动、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反动派把持。我要加上一句，也不得让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占有。举一个时长72年的事例，关于“二二八”，从1947年2月到2019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的这个说辞连用语也不曾稍改：“共党和台独的立场完全一致。”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同“台独”零一致、对“台独”零容忍。“二二八”的话语权落在民进党反动派或国民党顽固派手中，其结果同样是歪曲台湾历史的真相。须知，国民党顽固派从未放弃其反共立场；须知，国民党顽固派及其反共立场，是造成内战及其遗留的台湾问题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台湾问题久拖未决的一个原因。
我们还经常说，民进党不是铁板一块。我还要加上一句，国民党也不是铁板一块。回顾历史，1949年，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和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同顽固坚持反共立场的国民党顽固派彻底决裂，光荣地成为“参加新政协的党派单位”。今天，我们对民进党和国民党也可以有党和派的观念，团结和支持台湾统派学者同民进党反动派和国民党顽固派争夺台湾史话语权。
4.乘媒体合作和融合之势，在台湾做“人未到”的“讲古仙”（讲故事的先生)，讲台湾史的故事。1988年两岸媒体热炒“陈孔立教授文到人未到”的故事告诉我们，媒体炒作、媒体合作的效应是无远弗届的。在今天，大陆学者可以乘两岸媒体合作和传统媒体、新媒体融合发展之势，在大陆讲台湾史的故事给台湾受众听。举我个人的实践为例，我曾到台湾成功大学、铭传大学、中山大学等10余所高校，演讲台湾史的故事如《谢雪红的故事》《战后台湾政治史研究》等。现在，我已告老退休，不能经常到台湾了。从2017年10月卸任、2018年8月退休以来，我在中国评论新闻网上发表300多篇学术段子和学术短论，人在大陆却也在台湾有了一些受众。我讲的主要是两岸在历史、文化、社会等方面的联结点，是台湾史的故事。显然，这是新时代把握台湾史话语权的一种实现方式。
临末，我建议两岸学者“起而行”，开展如下台湾史课题的合作：
1.连横《台湾通史》的后续工程，包括修订本和白话本；
2.陈孔立《台湾历史纲要》的改编工作，包括改编为教科书、改编为通俗故事、改编为系列的小册子；
3.召开“唯物史观与台湾史研究学术研讨会”。
感谢各位耐心听完我的发言，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