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山东小伙薛绥之从北京大学毕业就当了《世界日报》记者，在北平、台湾、青岛各地风生水起，好不精彩。当年，薛绥之在《采访生涯杂忆》(载《北方杂志》)里说：“我从小起，就喜欢写一点什么东西到校刊上去发表，到了中学居然有同学开玩笑称我作‘文人’了。‘文章’这种东西，古人称为‘致穷之具’，老早便想，自是否潦倒终生不得预言，但不会发财是毫无疑问的了。当时颇想到燕大去读新闻系。”从北京大学毕业，薛绥之的宿愿“就得到了兑现”，当了北平《世界日报》的记者。除了偶有报道失误一类“塌场”的事，他对自己精彩的“采访生涯”还是满意的。例如，他在战后采写“汉奸新闻”，到北平监狱采访金璧辉(川岛芳子)后写的《悲剧里的喜剧——金璧辉会面记》轰动一时；他到北京八道湾周家采访周作人的夫人羽太芳子，报道周作人受审前后的事情，包括胡适给周作人劝其南下的诗。1947年2月至12月，薛绥之在台湾也写了很精彩的报道，如《台湾人的悲哀》《旅台杂记》等。薛绥之后来以名教授闻名于学术界，其精彩的记者生涯渐被淡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