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史，中国现代民俗学史往往要从北京大学，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的风俗调查、歌谣征集和方言研究讲起，从北大学术牛人讲起。

1948年，杨堃的《我国民俗学运动史略》正是由此开讲。杨堃把“北大时期(1922-1925年)”作为“民俗学运动的起源”，紧接着是“民俗学运动的全盛期:广州中大(1928-1930年)”“民俗学运动的衰微时期:杭州的中国民俗学会(1930-1935年)”。

杨堃(1901-1998年)也是学术牛人。40年后的1988年，另一学术牛人钟敬文(1903-2002年)对杨堃的说法委婉地提出意见。他透过《我与浙江民间文化》(1988年)一文告诉我们，他本人以及江绍原、娄子匡、钱南杨是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创会会员，杭州中国民俗学会的学术成就相当骄人，应该得到的评语绝非“衰微”一语了得。吾人于此不免好奇:从“北大时期(1922-1925年)”到“广州中大(1928-1930年)”之间的“1926-1927年”是“虾米”(什么)时期呢?北京大学董作宾、沈兼士、林语堂、顾颉刚、容肇祖等学术牛人于此期间“去哪儿”呢?杨堃忽略而钟敬文也不曾补充提起的时期是否比“衰微时期”更微不足道呢?

实际上，中国现代民俗学史上有个“福建时期(1926-1927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可以做学位论文的选题的重要时期。提起“福建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和厦门大学可以坦然笑对前起的北京大学、后出的广州中山大学，可以骄傲地笑到花枝乱颤。福建协和大学创办于1916年。1925年前、后，北大陈锡襄、董作宾先后到福建协和大学任教。陈锡襄到校之初就有“把北大的风俗调查会、歌谣研究会、方言调查会、考古学会的计划熔而为一，组成大规模的'闽学会’”之计划。1924年11月，陈锡襄曾“写一封长信给尚在北大的沈兼士先生报告此事，所以自那时北京的朋友们便知道我们有这项的计划”。1925年春，董作宾到校。陈锡襄、董作宾合捐10元，又从国学系借了20元，征得学生50余人，办起了“闽学会”。据我闻见所及，福建协和大学1926-1927年间的民俗学研究成果主要有:

1.董作宾:《畲语十八名》，载《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第二卷，1926年

2.董作宾:《诸娘的讨论》，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三号，1927年1月25日

3.董作宾:《闽谣篇》，载《民间文艺》第二至第七期，1927年

4.董作宾:《闽俗琐闻》，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二号，1927年11月8日

5.董作宾:《续闽俗琐闻》，载《厦门大学集美国专学生会季刊》第一期，1927年另据陈锡襄《闽学会经过》(载《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周刊》第一卷第七号，1927年12月13日)报告，福建协和大学1926-1927年间的民俗学研究成果还有:

1.董作宾:《说畲》《唐哺和诸娘》《高湖的一夜》《福建畲民考略》;

2.刘松青:《福州疍户调查记》；

3.江鼎伊:《福建歌谣1000首》;

4.陈锡襄:《闽中倭患考略》《客家与畲民》《从福建通志的列传和经籍所见到本省各时代各区域的文化状况》《闽中宗教考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