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沿明制。清代承袭明代货币制度，银两与制钱并行。银两与制钱比价的波动时或造成“银贵钱贱”的情形，则会引发社会问题。郑学檬《中国赋役制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描述道：“银价不断上涨，民间完纳钱粮，‘小民粜卖粮米，买银交官，多形赔累’，等到官府收钱，又‘浮增折价，每银一两竟有加至制钱四千七八百文者’。”农民赋税负担因“银贵钱贱”而加重，因而不断引发抗粮案件。据彭泽益《鸦片战后十年间银贵钱贱波动下的中国经济与阶级关系》（载《历史研究》，1961年第6期），1844年台湾嘉义抗粮案件是鸦片战后十年间的四大抗粮案件之一。

据《清实录》1844年记载，该抗粮案件“有台湾县知县阎炘，于收粮时欲行帮贴番银，并有包揽官事之许东灿即许朝锦阻挠纳粮等情”；又据郭崇高禀称该案起因系许东灿“诓收民钱，代为完粮，贱买坏谷上仓，经该县查拿所致”。许东灿系“捐纳同知”，有“官员”名份，实际上却是既“包揽官事”、也“包揽”农民“完粮”的“揽户”。官员和“揽户”勾结，“包揽”银、钱比价，“包揽”农民“纳粮”，从中加重了农民赋税负担，致“台湾嘉义县巨匪洪协等纠众竖旗谋逆，并有已革武生郭崇高合伙起事，所纠匪党，约共二千多人”，引起了大规模的抗粮案件。

附带言之，赋税“揽户”是古老的专门职业。官府要求赋税如期如数收缴入库，农民则不愿见官，也不愿面对卖粮、买银、交官的种种麻烦。于是，一方面“包揽官事”、另一方面代民“完粮”的赋税“揽户”，应此社会需求而产生和存在。当官府同“揽户”勾结从中盘剥，增加农民赋税负担，社会就摊上大事了。1844年台湾嘉义抗粮案件即其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