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今天要讲的是近百年前闽、台两地书商盗版与维权的故事。

清末民初，石印技术相当盛行。清人黄式权《淞南梦影录》记：“石印书籍，用西国石板。磨平如镜，以电镜映像之法摄字迹于石上，然后傅以胶水，刷以油墨，千百页之书不难竟日而就。细若牛毛，明如犀角”。石印技术用于印书有其优越性，用于盗印书籍当然也相当便利。1922年，厦门博文斋石印的闽南语歌仔册特地附言称：“近有无耻之徒，每遇敝初出版时，则图翻印以收便利，实属可恶”。我曾见泉州文人杨介人用闽南俗语写成的《畅所欲言》（1908年）的泉州绮文居1917年版（《改良〈畅所欲言〉》）和泉州郁文书局1928年版（《最新改良〈畅所欲言〉》），均为石印本。两相比照，从1917年到1928年、从“改良本”到“最新改良本”，字迹相同、错讹相沿。显然，“最新改良本”是“改良本”的盗印本，而“改良本”也可能是前一种版本的盗印本。我又曾见闽南语歌仔册《摇鼓歌》（厦门文德堂石印）和《最新摇古歌》（厦门会文堂石印），两书除封页、书名不同外，版式、内容、字迹、页码完全相同。

对于盗版行为，维权的书商是无奈而无力的。我曾见其维权方式之一是骂人，骂盗版者是“我的儿子”“我的孙子”。例如，台湾嘉义县捷发汉书部1926年印的闽南语歌仔册《猜药男女相褒歌》的最末一句是警告、是骂人的话：“顺续交代同业者，捡印此歌我兮子（意即：顺带交代同业者，捡便宜盗印此歌者是我的儿子）”。这与清代泉州音韵学家黄谦（思逊）自序名著《汇音妙悟》所谓“四方谋利者，若放样翻刻便是思逊之子孙”如出一辙。另有书商则谋求官府保护版权，如泉州继成堂编印的《通书》（1929年）书前有1926年9月7日晋江县知事陈同签发的《晋江县公署布告》，其文专为保护继成堂的《通书》版权而发。

（2018年10月9日记）（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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