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乾隆《福州府志》里读到清代雍正年间，福建官府旌表的“方廷荫妻”杨氏的故事。少女杨氏“嫁甫二日”，丈夫方廷荫“为继母所逼赴水死”。小杨“痛夫死非命，投江者再，遇援不得死”。方家继母逼小杨转嫁“己所生子”方廷赓，小杨不从，又“欲鬻之外乡”。小杨在恶婆婆的威逼之下，终于“投缳”而死。

在这个故事里，如果小杨转嫁丈夫方廷荫之弟方廷赓，则其第二次婚姻属于“兄终弟及”的转房婚。在闽台历史上，转房婚是屡禁不止的婚俗。

实际上，转房婚本不足诟病，应该批评的是不顾女性当事人的意愿和情感，强逼或禁止女性当事人“转房”的做法。我要指出，强逼和禁止“转房”都是对女性当事人、对女性的压迫；我还要指出，压迫女性的有时是女性，如逼迫小杨的恶婆婆，如《孔雀东南飞》里逼迫“焦仲卿妻”的“焦仲卿母”。这是研究者应该注意的。

我还要报告闽南特殊的“兄未终而弟及”的转房婚俗。申丙（申翰周）1934年在福建南安县长任上作《闽南竹枝词》，其第17首有注曰：“有三四子人家，若大儿失业出外谋事经年无好音者，即命长媳改偶次男，如已娶妇，递配三子。倘兄衣锦还乡，仍使重圆破镜，为弟另娶。友爱如斯，足令喷饭”。

从女性的立场看，不顾女性当事人的意愿和情感“命长媳改偶次男”或“递配三子”，是典型的性别压迫，而“兄未终而弟及”则是非典型的转房婚也。

（2018年6月17日记于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