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康熙年间，祭祀朱子在台湾已经是制度化的官方行为。我们读官修的台湾方志，康熙三十五年（1696）分巡台厦道高拱乾纂修的《台湾府志》卷之六《典秩》里已有记载：朱熹及其父亲朱松均作为“先儒”入祀台湾文庙。康熙四十九年（1710），曾任台湾知县的陈瑸再次到台，在分巡台厦道任上新建台湾朱子祠成，并撰《新建台湾朱子祠记》，其文略谓：“予建朱子祠既成，或问曰：海外祀朱子有说乎。曰：有。昔昌黎守潮，未期月而去，潮人立庙以祀。东坡先生为之记云：公之神在天下者，如水之在地中，无所往而不在也。而潮人独信之深，思之至，焄蒿凄怆，若或见之。譬如凿井得泉，而曰水专在是，岂理也哉。若朱子之神，周游海外，何莫不然！按朱子宦辙，尝主泉之同安簿，亦尝为漳州守。台去漳、泉一水之隔耳，非游历之区，遂谓公神不至，何懵也？”及乾隆二十五年（1760），巡台御史兼提督学政范咸等人的《重修台湾府志》卷之七《典礼》有了明文规定：“文庙祭毕，乃祭朱文公祠”，“朱文公祠主祭官台湾知府或委员，其盥瘗奠献俱如仪，迎神送神俱一跪三叩”。台湾书院也各祀朱子。举例言之，清道光二年（1822）由福建大田知县调任台湾的邓传安，在台湾鹿港同知任上倡建文开书 院，“书院成，行释奠礼，则奉朱子为先师，而配以沈太仆文开及华亭徐都御史孚远、同安卢尚书若腾、惠安王侍郎忠孝、南安沈都御史佺期、揭阳辜都御史朝荐、同安郭都御史贞一，而国朝漳浦蓝知府鼎元配祀焉。既为之记，并作《从祀议》示之”；在台湾知府任上，“复即崇文书院五子祠（按，“五子”包括朱熹）增奉八贤栗主（按，八贤指沈文开、徐孚远、卢若腾、王忠孝、沈佺期、辜朝荐、郭贞一、蓝鼎元），率诸生入祀如仪”。邓传安谓：“书院必祀朱子，八闽之所同也”（《文开书院从祀议示鹿仔港绅士》）；又谓：“闽中大儒，以朱子为最，故书院无不崇奉，海外亦然”（《新建鹿仔港文开书院记》）；又谓：“紫阳儒宗，海隅仰止”（《台郡祭五子祠并增祀诸寓贤文》）；又谓：“理学之盛，莫过于闽”（《重修海东书院碑记》），言及台湾书院，辄必称朱子也。

现在谈朱子在台湾民间的影响。上记陈瑸有言：“台去漳、泉仅一水之隔耳”，我们可以进一步而言之：台民多漳、泉之人。我们知道，旧时某种文化的传播，往往是由接受了该文化影响的人的移动实现的。朱子在漳、泉民间的影响，随漳、泉移民传播到了台湾。兹举台湾民俗事象“文公巾帽”为例而言之。清代咸丰年间，福州诗人刘家谋在台湾府学训导任上有诗并注曰：“张盖途行礼自持，文公巾帽意犹遗。一开一合寻常事，不觉民风已暗移（妇女出行，以伞自遮，曰‘含蕊伞’，即漳州‘文公兜’遗意也。今则合之如柱杖，然觚不觚，觚哉、觚哉）”。在刘家谋看来，台湾的“含蕊伞”与漳州的“文公兜”同出于朱文公（朱熹）遗意（近人连雅堂之《台湾漫录》亦记：“台南风俗纯古，多沿紫阳朱熹治漳之法。数十年前，妇女出门，必携纸盖障面，谓之‘含蕊伞’。”）将“含蕊伞”合之如柱杖，令人生“觚不觚”之叹。其实，刘家谋有所不知，妇女柱杖亦出于朱文公的“流风善政”也。徐宗干《斯未信斋杂录》之《垩庐杂记》(1845）记：“漳州女人以帛如风帽蔽其额，曰文公兜。以木削圆置两履底之中曰文公履。行路制杖以随，曰文公杖，以防强暴者。流风善政，至今存焉。”《中华全国风俗志》则记；“福建漳州，女子皆小足，必倚杖而行。凡遇庆典之事，女子偕往，每人皆持一杖，相聚成林。”在台湾，妇女出行也曾有随带“文公杖”和“文公兜”的风气。台湾凤山县诗人谢苹香有《凤山竹枝词》诗曰：“东家姐妹与西邻，如伴相邀去踏青。步杖公兜都不设，小姑原不怕行人。”刘家谋在台所见“含蕊伞”则兼“文公杖”与“文公兜”之用而有之，合之柱杖，张之障面也。

附带言之，宋代政和八年（1118），朱熹之父朱松在福建政和县县尉任上针对福建的溺杀女婴恶俗，撰写《戒杀子文》，其文有“自予来闽中，闻闽人不喜多子以杀为常，未尝不恻然也”之语。朱松字乔年，号韦斋，其《戒杀子文》在政和县、后来也在福建各地（包括台湾）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清道光《福建通志》引《政和县志》记：“昔多溺女，自韦斋先生重戒后，俗渐革。有贴钱帛与人抱养为媳者”。童养婚俗虽属陋俗，但它在历史上保全了众多女婴的生存权。先儒朱松与有功焉。

（作者系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讲座教授、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