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说：“研究一问题之精神无大小，学以求真而已。”问题无大小，学以求真，这是吾人当追求的研究之精神也。梁启超记：“一日，吾与吾友丁文江谈及霞客。吾谓其曾到西藏，友谓否；吾举墓铭文为证，友请检《徐霞客游记》共读，乃知霞客虽有游藏之志，因病不果，从丽江折回，越年余而逝。吾因悔前读此游记之粗心，乃为彼铭墓之挚友，粗心乃更过我，则真可异也。”梁启超和丁文江都是大学问家，他们相与切磋“小问题”的情形令人感动。台湾问题无小事，当提倡“学以求真”的精神。

请允许我谈几个问题。

1.“台湾郡县添改撤裁”是台湾建省的重要步骤，其中包括“将原有之台湾府、县改为台南府、安平县”。台湾县改为安平县的时间，连横《台湾通史》主“光绪十三年”（1887年）之说，吾友邓孔昭教授《 <台湾通史> 辨误举隅》主“光绪十四年”（1888年）之说。两说各有书证支持。2005年，我从彰化吴姓某家之家藏文献发现一页光绪十四年（1888年）雕版印刷、光绪十五年（1889年）三月初九日填写的“户粮执照”。填写时，雕版印刷的“署台南府台湾县正堂范”之“台湾”被涂改为“安平”，雕版印刷的“光绪十四年”之“十四”被涂改为“十五”。此一物证可以排除光绪十三年（1887年）台湾县改安平县之说，因为范克承于光绪十四年（1888年）尚任过“署台南府台湾县正堂”也。

2.姚锡光《东方兵事纪略》记：“午后，景崧之婿余姓者内渡，令勇丁舁其装出抚署，将入船。文奎率党十余人持力劫于道，勇丁逃。文奎令其党安署掠物关帝庙，而自追勇丁直入抚署门。方副将自出喝曰：汝欲反耶?文奎径砍其头，方副将抱头返奔，入门已踣。”这个引起台湾抚署兵变的“景崧之婿余姓者”其实是“署台湾巡抚”即代理巡抚唐景崧的妹婿。1994年，我发现唐景崧外甥余棨昌等撰写的《家严五十有八家慈六十双寿启》。据称，余棨昌母系唐景崧兄妹“最幼” 者，余棨昌、余辅昌兄弟随父母赴台，其父“在台署赞襄庶务，经手公私款项甚伙”，“及事竣，一一清结，丝毫不苟”。“会中日之役，割台以和”，其父“省亲北返，家慈及棨昌等留焉”。其父“省亲北返”即《东方兵事纪略》所记“景崧之婿余姓者内渡”，然“景崧之婿余姓者”当做“景崧之妹婿余姓者”也。

3.台湾进士陈浚芝于《新竹县志》有传，然生、卒年失记。陈氏《颖川养源家谱》和《新加坡安溪会馆全禧（1922-1972年）纪念会刊》均记其生卒年为1855-1911年。25年前，我在写作《台湾近代诗人在福建》（台北幼狮，1998年版）时从厦门通奉第巷陈氏后人处得知，陈浚芝的神主牌记其卒年为“清光绪辛丑”即1901年，又从相关诗文得到佐证。陈浚芝卒年始得订正。

类似问题的考证，费时费力颇多，“学以求真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