匾之上、下款文字连接起来为：“署台湾府淡水厅儒学正堂  加三级  黄  为冠带乡宾凌国泰立 咸丰元年季冬淑旦”。我就此谈三个话题。

其一。清代地方各级教育机构府儒学、州儒学和县儒学（简称府学、州学和县学）各设教授、学正和教谕主之，又各设训导辅之。教授、学正和教谕是各级教育机构的主官，通称“儒学正堂”。清代台湾设有府儒学、大致相当于州儒学的厅儒学（淡水厅儒学和噶玛兰厅儒学）和县儒学，台湾厅儒学不设学正而以训导代之。“署台湾府淡水厅儒学正堂”，说的正是以训导代理（“署“意为代理）“淡水厅儒学正堂”；“加三级”即记功十二次（记功累进至第四次辄加一级）；“黄”，题匾人姓也，官职加姓，犹如姓加官职，是古今对于官员的常用称呼。据我查考，这位“黄儒学正堂”名黄汝翼，是德化举人，清道光二十九年（1849）任台湾府淡水厅儒学训导。有人说“黄儒学正堂”是黄元宽，不确。黄元宽是清亁隆二年丁巳恩科（1737）三甲第八十名进士，其科年距题匾时间的咸丰元年（1851），时长已在百年以上。

其二。清代职官有迴避规定：本省人不在本省为官，即非本省500里内也不得为官。然而，教职不在此例。1772年，乾隆帝有明确旨意：“台湾府学训导及台湾、凤山、诸罗、彰化等四县教谕、训导缺出，先尽漳、泉七学内拣调；不敷，再于通省教职内拣调”。实际上，从康熙年间开始，台湾府儒学教授、训导及各县儒学教谕、训导缺出，历来是从福建通省教职内拣调的，主持淡水厅儒学、噶玛兰厅儒学的训导也是如此。以福州人出任台湾府学教授为例，林谦光（福建长乐副贡）于康熙二十六年（1687）出任台湾府儒学首任教授，其后出任台湾府儒学教授的福州人又有张士昊（福清岁贡，1691年任）、林清旺（福清副贡，1695年任）、曾辉缵（闽县举人，任年不详）、杜成锦（侯官举人，任年不详）、郑駬（连江举人，任年不详）、薛士中（闽县进士，1732年任）、郭美（闽县举人，1738年任）、吴应造（闽县进士，1744年任）、黄元宽（福清进士，1747年任）等；再以福州人出任台湾淡水厅儒学训导为例，出任台湾淡水厅儒学训导的福州人有：张梦麟（闽县举人，1817年任）、陆芳（闽县举人，1833年任）、郑廷理（闽清恩贡，1844年任）、吴联穗（侯官举人，任年不详）、王寿禧（福州举人，1857年任）、杨维章（闽县举人，1863年任）、刘松年（闽县举人，1866年任）等。

其三。简而言之，“冠带乡宾”就是得官府优遇和认可的乡老，他们往往在治理乡士社会方面协助官府，往往被视为官府的“正差”。清代澎湖通判胡建伟曾如此描述乡绅治理乡土社会的作用：“至今澳中凡有大小事件，悉听乡老处分。以故，鼠牙雀角，旋即消息”。台湾府淡水厅“儒学正堂”黄汝翼为“冠带乡宾”凌国泰题匾，体现的是官府对乡老的优遇和认可。

（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来源：今日海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