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融合发展新路 建设两岸发展示范区的意见》提出：“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精神纽带作用，开展形式多样的民间信俗交流活动”。在我看来，正当的民间信仰（如妈祖信仰）完全是社会公序良俗的演绎。质言之，民间信仰的正当性乃在其对社会生活发生的正面影响、对公序良俗的正面演绎。

如何看待民间信仰的正当性？清人施鸿保《闽杂记》讲了一个故事：“国朝宁化童日新为寿宁训导，县有玉皇庙。童曰：俗以玉皇为天帝，祀天帝者为天子，士庶祀之，是淫祀也，淫祀宜毁，乃拆其材以建文庙”。用今天的话说，清代福建寿宁县教育局副局长（训导是府、县教育主官教授、教谕的副职）童日新从官方祀典的规定出发，认为“祀天帝者为天子，士庶祀之，是淫祀也，淫祀宜毀”。实际上，民间信仰里的玉皇信仰包含的对自然的敬畏、“人在做，天在看”的朴素信念，对社会的影响、对公序良俗的演绎完全是正面的。近人陈鉴修《龙溪新志初稿》讲了另一个故事：“邑人多迷信，故淫祀特多。民国初年，南乡检浦社有所谓水仙姑者，盖南河中女尸止于乡前，乡人哀其暴露而瘗之耳。未几，有压花会者祷之获巨注，遂神之。里中无赖复造说若干事实以信其说，不数月而愚夫愚妇数百里外来相膜拜，荒郊顿成闹市矣。邑令许蕴白恶其惑民，令警务局长陈之鸿（清福）禁之，铲其坟，拔其碣。未旬日陈于晚间乘醉冶游，为怨家所刺，众又喧传被殛于水仙姑，香火转盛。今已鞠为茂草矣”。这里所记“邑令许蕴白”即台湾进士许南英，他在民国初年担任了几个月的龙溪县知事（清代县令称知县，民国初年称县知事）。他面对的水仙姑信仰是完全不正当的：造事惑众、助长赌风、败坏社会风气，故严令毀之，民众亦遗弃之。完全不正当的水仙姑信仰完全沒有存在的理由，必然遭受官方禁毁、民众遗弃也。

我读福建方志，知宋代已多有毀淫祀（又称毁淫祠）的人和事。例如，淳熙《三山志》记：“（宋）景德中，李堪为宰，毁淫祀百，独不废侯祠”。又谓：“鬼神之为德不可掩也，而每为巫妪所累。李堪《古田县记》云：风俗秕瘁特甚。怪节戾常，祈求于神祟，祸福出入，乘人怖疑，以求所欲，浸蔓也。乃毀淫祠三百一十五所，化其墟成嘉谷二百一十三亩”。乾隆《古田县志》记：“李堪，字仲任，号平坡，常州人。太平兴国二年进士，与王曾、晏殊齐名。景德二年，令古田。……毁淫祠，黜异教，以礼让化俗。这应该是福建方志所记最早的一起毁淫祠事件。又如，宝祐《仙溪志》记：“天圣间，知县孙谔始至，凡境内祠宇悉火之”。弘治《八闽通志》亦有内容与此相同的记载。又如，民国《建宁县志》记：“谢潜，字致虚，长汀人，绍圣四年进士，崇宁二年中宏词科。……知古田、弋阳、建宁三县事，在建治声尤著，毁淫词（祠）、禁溺子，邑人生子，多以谢名”。又如，开庆《临汀志》记：“陈晔，字日华，长乐人，古灵之后。庆元二年知州事。……俗尚鬼信巫，宁化富民与祝史之奸者，托五显神为奸利，诬民惑众，侈立庙宇，至有妇人以裙襦畚土者。晔廉得之，窜祝史，杖首事者，毁其祠宇。……民有疾，率舍医而委命于巫，多致夭折，乃大索境内妖怪左道之术，收其像符祝火之，痛加惩禁，流俗丕娈”。康熙《宁化志》、乾隆《汀州府志》等也有相同记载。

上记李堪、孙谔、谢潜和陈晔毁淫祀的事件均发生于宋代。自宋代以降，类似的事件不胜枚举。然而于今视之，古代官方毁淫祀的动作仅收一时、一地之效。所以然者何？从淫祀的认定到毁淫祀的动作，古代官员对民间信仰正当性的看法囿于祀典和祀典的规定，毀淫祀的做法里则缺乏民众的参与，其收效自然相当有限。须知，无论“载在祀典”或“不在祀典”，也无论合乎或不合于祀典的规定，正当的民间信仰完全有存续的合理性。另一方面，对待某些不正当的民间信仰，对待民间信仰的某些不正当倾向的做法，也应该有民众的自愿参与，如毛泽东1927年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说“菩萨要农民自己去丢，烈女祠、节孝坊要农民自己去摧毁，别人代庖是不对的”。

两岸同胞要共同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妈祖等民间信仰的精神纽带作用”，乃是两岸融合发展的本来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