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人萧宝芬《鹭江竹枝词》有《婴堂》诗，其题注曰：“育婴堂在镇南关外，近年重修，立有册籍”。

厦门镇南关外育婴堂，在道光《厦门志》已有详尽记载，曰：“育婴堂在厦门港火仔埯（汪按，‘厦门港火仔埯’其地乃‘在镇南关外’），坐西向东，大小房屋二十间。乾隆三十一年，巡道蔡琛就注生祠改为普济堂，官雇乳妇收哺女孩。经费由兴、泉、永三属捐银五千圆。除用及续捐，共存典生息三千六百四十八两，年得息银七百两零。遴本地公正绅士董其事。嘉庆九年，同知徐汝澜捐修屋宇。后归其责于厅胥林芬，乃虚报物故，鬻作娼婢，百弊丛生。经厦防同知薛凝度斥革，复捐集公费，择绅士八人，每月以二人分董其事，收孩、领孩。设堂总一人专司簿籍，设门役一人专司出入。复名育婴堂。嘉庆二十四年，署同知咸成捐银四百五十两零。道光六年，署同知张仪盛捐修屋宇。道光八年，署同知黄宅中捐银一百五十九两六钱。现存典银二千八百七十四两四钱，每年二分年息。又存库银九百三十三两二钱四分，发典具领生息。现共存银三千八百零八两六钱”。从上记育婴堂的编年史和流水账，我们可以看到，兴办育婴堂是中国官府相当重视的惠政，并非外来传教士独力为之的善举；我们还可以看到，慈善事业也会发生“小官巨贪”的问题，也当筑牢制度的笼子。

萧宝芬《婴堂》诗曰：“隘巷残生解脱良，广慈义建育婴堂。离胎多少呱呱子，不识亲娘借乳娘”。诗中“呱呱子”指的是被弃的女婴（古早之“子”并不专指男子，《诗经》里“之子于归”指的就是女子）。蔡琛《（厦门）普济堂碑记》记：“闽人习俗，凡女子遣嫁，夫家必计厚奁。故生女之家，每斤斤于日后之诛求，辄生而溺毙”。我看到的资料上还说，蔡琛当年在厦门“日遣人挑箱巡视，遇弃孩，辄收养之”。在历史上，育婴堂基本上是救济女婴的慈善机构。在今天，关爱女孩仍然应该是全社会的良善风气。

（2018年10月28日记）（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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