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毅夫  >>  正文
在台湾看人评《宋史》
汪毅夫
2022年12月13日

我曾多次到台南祀典兴济宫参访,每次都会看到清代台湾知府周懋琦题写的楹联。我看得明白真切,其上联“秉笔陋元臣医药神灵宋史漏收方伎传”是对《宋史》的批评:《宋史》编写功成,读者很快发现,宰相号称“元臣”,但《宋史》将宋代乾道、淳熙年间的宰相曾怀和嘉定年间的宰相钱象祖遗漏了;另外,兴济宫主祀的“保生大帝”生前是“医药神灵”的名医,《宋史》之《方伎传》未收其人,也是失误。

我也曾多次到台湾“中研院”拜访,听著名学者如李亦园教授等说起胡适和傅斯年,经他们指点,我在《台北文物》第五卷第四期(1956年6月30日出版)看到胡适、傅斯年批评《宋史》的意见。胡适说:“台大前校长傅斯年也讲过,他说,史家有谓《宋史》于廿四史中乃最坏者,我却以为《宋史》在廿四史中价值最高的。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保有的史料最多,编纂、整理、删节的史料少。”

是是非非(好处说好、坏处说坏),这是我在台湾看到的先贤和前辈的学术风范。

(2018年7月11日记于北京)(作者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汪毅夫)

(来源:京彩台湾公众号

【责任编辑:许聃】
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