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福州府志》记：“张伯行，字孝先，仪封人。康熙乙丑进士，四十六年巡抚福建”，“闽俗买贫女为婢，凡男子劳役，悉以属之，婢有至无齿不嫁者。伯行谕令赎归，间或分俸代为偿而归之”。归者嫁也，《诗经》“之子于归”句说的正是“这个女孩儿出嫁了”。针对“婢有至无齿不嫁者”即“锢婢”情形，张伯行以福建巡抚之尊，谕令用赎买方式（包括他本人自掏腰包）从锢婢之家解救婢女而嫁之，是为“遣婢”。道光二十年（1840年），姚莹在分巡台湾兵备道任上有《锢婢积习示禁碑记》，其文谓：据“绅士禀称”，“台地风俗，婢长不嫁，或长畜于家，或转鬻他人，终身老役，死而后已”，“锢婢积习”令婢女“冤气郁结，幽愤莫伸，上干天怒，此台阳所以或数年遭一小劫，或十年遭一大劫，未必非此阶之厉也”，“台地最可伤者，惟婢女耳！”姚莹完全认同台湾“绅士禀报”的意见，颁布“本司道所定章程：家如有婢女年至二十三岁以上者，一概即为择配，以招天和而挽恶习”。针对“锢婢积习”，姚莹谕令“毋违”的也是适时“遣婢”。
道光二十二年，曾任广西巡抚、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的梁章钜返回福建浦城老家居住。眼见“浦城锢婢之风，牢不可破”，悲伤而有作《锢婢说》。其文有“婢女，亦女也。天下之最穷而无告者，莫如鳏寡孤独。然此四民者，即不幸，犹不必其相兼。而其无妻无夫无父无子，皆至于垂老而后废，非穷于人，穷于天也。若今之使婢则幼而卖身于我，父母不能相顾，非孤而何？值应嫁之年而禁锢之，使不得嫁，非寡而何？至老不嫁，则终生无生子之望，非独而何”之语，情词感人。梁章钜要求的也是适时“遣婢”：“吾愿凡有使婢年将至二十三岁者，必须亟为择配，否则听其适人，薄给本主之财。若本主有心禁锢，许婢家自陈于官，而族邻为之举首，有隐蔽者，亦坐之以法。其择嫁者，尤在不论身价，只求得所，使咸得各遂其生。庶不肆行刻薄，以干神怒而召天灾”。梁章钜返乡头三年“遣婢至五次，皆不化其身价。而中两婢，乃从锢婢之家转鬻而嫁之者”。
梁章钜所谓“皆不化其身价”，是“不论身价”，“薄给本主之财”的意思，“化”的义项之一是“消除”；所谓“转鬻而嫁之者”，是从“锢婢之家”转卖出来而嫁之的意思，鬻者卖也。梁章钜的“遣婢”义举是花了银两的，“不可谓但以言感人者矣”。
刘家谋《海音诗》（1855年）也记有针对“锢婢积习”的“遣婢”故事：福建长乐柯义周到台湾“掌教崇文书院，将归，载婢女数十人于内地嫁之，诚苦海慈航也”。
上记故事都是闽台妇女史研究的好材料。这些故事告诉我们，尽管婢女生存状态涉及的性质最恶劣的问题是人口买卖，旧时闽台官绅关注的重点却在“婢长不嫁”、在婢女身体生长成熟后的婚嫁。其解救之方则往往是“赎归”即新一轮的人口买卖。“锢婢”与“遣婢”，以及女性的身体与男性官绅的关注、婢女生存状态涉及的种种问题，这都是闽台妇女史研究的观察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