厦门白鹿洞寺有一处摩崖石刻，其文曰：“岁次己巳孟春月   重游鹿洞   台镇使者楚南刘明灯识”（见图）。题刻时间“岁次己巳孟春月”，为清同治八年（1869）农历正月，题刻人是自称“台镇使者”的刘明灯。

在“台镇使者”一语背后，有刘明灯亲历的一段台湾故事。刘明灯是“楚南”即湖南人，武举出身。左宗棠称赞他“治军廉明，见事敏速，于地势、贼情，均能留意，遇事能持大体，处置咸宜，为将材中之以识略著者”。《清实录》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四日记：“调福建福宁镇总兵官刘明灯为台湾镇总兵官”。与福宁镇总兵官不同，台湾镇总兵官是“挂印总兵”。清代全国的挂印总兵只有9缺10镇（即9个编制，超编安排10镇），包括宣化、大同、延绥、陕安、凉州、宁夏、西宁、肃州、台湾、皖南凡十镇。挂印总兵得与地方道员一起处理行政、司法等事务，且列名、坐次，例必“道居镇后”。刘明灯到任后不久，便于同治六年（1867）三月奏报：“台湾土匪敛战，现拟筹办海防”；又于同治七年（1868）四月十七日奏曰：“整顿台湾营务，稍见端倪，恳请入觐”。实际上，肃扫匪患、整顿营务，刘明灯确实与有力焉。我读陈孔立《台湾史纲》（九州出版社1996年4月版），还看到清同治六年（1867）刘明灯参与处置因美国罗妹（Rover)号商船人员在台湾被杀而引起的外交争端的记录：“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W.Le  Gender）经台湾镇总兵同意，直接与科亚首领卓杞笃谈判”，这个“台湾镇总兵”就是刘明灯；读《清末教案》第一册（中华书局1996年6月版），又看到清同治七年（1868）九月，刘明灯参与处置因台湾教案引发的外交争端的记载：“禀经台湾镇总兵刘明灯派弁查探”，“经刘明灯札委候补副将萧瑞安署理安平协副将篆务，该处民心俱已安定”，等。

《清实录》同治七年（1868）十月一月记：“前因福建台湾镇总兵员缺紧要，当经谕令英桂等察看刘明灯能否胜任。兹据奏称，该总兵于台湾重镇不甚称职。刘明灯著即开缺，交英桂、卞宝第再行详加察看。台湾镇总兵员缺，著该督抚等于通省总兵内拣员调补。所遗员缺，著朱德明补授”。

从清同治五年（1866）十月二十四日至同治七年（1868）十月一日，是刘明灯台湾总兵官的任期。那么，他在同治八年（1869）正月自称“台镇使者”有何来由、又有什么故事呢？

《清实录》同治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记：“台湾领事官吉必勋于议之案，忽然翻约，终令茄当开炮掳船，占据营署，逼死副将大员，杀伤兵勇，焚烧军火局库，索取兵费。种种违约，实属有心构衅，岂能稍事姑容？已谕令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知会英国公使办理矣。台湾物阜而民杂，近年各国通商，易于起衅，英桂、卞宝第务择为守兼优、通达事体之镇 、道大员前往，遇事刚柔互用，按约办理，并整顿营制吏治，以肃官方，不可稍涉大意。未结各案，即著饬令曾宪德等迅速办结”。看来，刘明灯离任“交英桂、卞宝第再行详加考察”期间，台湾又发生外人构衅的事件，清廷命闽浙总督英桂、福建巡抚卞宝第委派合适人选前往办理对外交涉。刘明灯既有“镇、道大员”的经历，也有办理对外交涉的经验，想必是得了英桂、卞宝第委派，当了短期的“使者”。

附带言之，厦门亲朋好友汪舟、张文俊、许其良近日结伴重游白鹿洞，并发来本文配图。他们当年是对台宣传名刊《台声》创办时期的小编和名记，数十年来对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贡献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