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溺女（溺弃女婴）和锢婢（锢婢不嫁）曾经成为风气、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溺女之风剥夺女婴的生存权，锢婢之风剥夺婢女的婚姻权甚至性生活权，凡此严重障碍社会成员共同生活、共同进步的问题当然是严重的社会问题。

我注意到，有几本古书一致断言：台湾古无溺女和锢婢之风。康熙《台湾府志》（1685年）记：“（台湾）无永锢之婢女，此亦遐陬之善俗也”；雍正《诸罗县志》（1724年）记：“男多于女，有村庄数百人而无一眷口者。盖内地各津渡，妇女之禁既严，娶一妇重费百金，故庄客佃丁，稍有赢余，复其邦矣。或无家可归，乃于此置室，半皆再醮、遣妾、出婢也。台无愆期不出之婢”；乾隆《台湾府志》（1746年）记：“省直各州县，并设普济、育婴二堂。台郡以在海外独阙，盖台地土著者少，户口未繁，婴孩从无弃者”；胡建伟《澎湖纪略》（1771年）记：“（澎湖）无禁锢婢女之事”。我还注意到，上记情况乃发生于台湾历史上的移民社会阶段。

吾师陈孔立教授在其学术名著《清代台湾移民社会研究》里告诉我们：大约在1860年前后（清咸丰年间），台湾从移民社会转型为定居社会，人口增长也转为自然增长。在移民社会阶段，输入的人口几乎全是单身的男性移民，这造成人口性别比失衡即“男多于女”的情况。在此情况下，自然不会发生溺弃女婴和禁锢婢女的风气。咸丰以后，此风渐长。成书于咸丰二年（1852年）的刘家谋《海音诗》已记有救济台湾婢女的故事；唐赞衮《台阳见闻录》则记，咸丰四年已建有救济女婴的“台郡育婴堂”。光绪年间，《安平县杂记》记：“台南乡妇常有溺女事”，安平知县范克承则立有《严禁婢女不嫁碑》。可见进入定居社会阶段以后，台湾也有溺女和锢婢之风。

（2018年6月14日记于北京）

（作者汪毅夫系全国台湾研究会会长，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