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1921年，创办伊始的厦门大学招考学生。20岁的林惠祥听得消息，便从菲律宾（当时他在亲戚开办的米厂当店员）匆匆上路，回国报考。

到校时考期已过，幸得补考。考后，成绩不佳，“中文已过，英文及格，数理科分数不足，不得为正式生，不获受免费待遇，只可为旁听生”。但是，这在林惠祥，“已喜出望外。盖余原意，即不获为学生，虽为学校司閽（汪按，为学校看门），得于教室外窃听亦甘之”。

当时，厦大暂借集美中学上课。一日，林惠祥在赴校船中来了诗兴，有句曰：“一叶扁舟自在行，从今事业定我生。千金货殖飘然去，只为真修岂为名”。入校第一学期，旁听生林惠祥期末考试成绩颇优，第二学期便转为特别生。经补考数理科及格，又转为正式生。其后，在本科修业四年，林惠祥于1926年毕业于厦门大学社会历史学系（其毕业证书上，社会历史学系简称社会学系）。

据厦门大学历届毕业生名册，该系当年毕业生，仅有林惠祥一人。也就是说，林惠祥当年的全身毕业照，就可以说是“厦门大学社会历史系1926届毕业生全体照”。尤为可贵的是，林惠祥的厦大毕业证书编号为第壹号。也就是说，林惠祥是厦门大学编号第壹的本科毕业生。

毕业后，林惠祥在厦大任教、赴菲律宾大学攻读人类学研究生、到中央研究院任职、回厦门大学任教并创办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知遇之恩知感恩，林惠祥毕生的学术荣誉、学术成果（包括学术藏品），完全离不开母校当初的知遇之恩，最终他也将这一切悉归于母校。

附带言之，林惠祥也是台湾人，其曾祖父早年赴台以航海经商，遂家焉。林惠祥父也在台经商，但将家眷留在福建晋江。林惠祥有台湾户籍，也多次到过台湾。

1926年9月，鲁迅初到厦大任教就在信里告诉他的女学生许广平说：（厦大）“招考极严”。近在《民国老试卷》（北京，新星出版社216年版）书前的序文里看到，撰序的张亚群教授说：（厦门大学）“自主招生考试严格、规范”，“学校成立入学审查委员会、考试委员会或入学审查兼招生委员会”等，“分别掌管本校各种试验（汪按，即考试）及转学生、特别生资格成绩审查”等，“在入学试验科目上，1926年7月厦大招生规定，在本科入学须考：(1）国文（作论文一篇，分析句读）;(2）英文（作文，文法，翻译）;(3）数学（高等代数，平面及立体几何，平面三角）;(4）化学、物理或生物（三科选二），受科学试验时，须缴验实验室之记录簿；(5）历史（中外近世史）。对于后二项考试科目要求，1928年7月《本校入学试验简章》调整为：(4）物理、化学、生物（投考文、法、教或商科者上列三科选一，投考理科者三科选二）;(5）中外近世史、哲学概论、伦理学（投考文、法、教或商者，上列三科选二；投考理科者，上列三科选一）。若遇必要时，得增试其他科目。各科试卷，除国文、中国史专用中文答写，英文专用英文答写外其余中文英文均可；凡新加坡投考学生，如不能用中文答写，得免试国文中国史，于入校后补习之。”知此“招考极严”的详情，便可理解才高如林惠祥当年应对各种考试和成绩审査（包括“特别生资格成绩审查”）的艰辛。

台湾光复初期，“招考极严”的厦门大学，“为优待台湾学生起见”，居然先后三次免试招收台湾学生。

《厦大周刊》1948年10月23日报道：“本校上月间奉教育部高字50885号代电称：分发台湾省政府保送升学内地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张沧汉等35名，免试入本校肆业。同时教育部电复台湾省政府转知各该生来校报到注册。本校奉令后，当即遵照办理，该批学生已有部分到校注册。按本校为优待台湾学生起见，本年度已请由台湾教育厅保送学生20名，并经全部免试入学，如全部到齐，前后收录台湾高中毕业生应有55名云”。

据我所知，1946年厦大免试招收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选送的公费生28名；1948年又主动“请由台湾教育厅保送学生20名”、继“奉部令”录取“台湾省政府保送升学内地大专以上学校学生张沧汉等35名”，先后两批台湾保送生共55名予“全部免试入学”优待（实际到校报到者17名）。这是厦大“优待台湾学生”的惠台政策。受此优待的台湾学生里，有1946年入学的会计系学生黄国雄。他是台湾台中人，1924年9月生。毕业后留校任教，以校为家，除出色完成教学、科研任务，还热心助人、热心参加公益活动。譬如，家叔汪慕恒教授自学日语曾得他的热心指导；又如，1980年厦大校友会恢复活动，他当选该会理事。黄国雄教授以其一生的无私劳作，报答了厦门大学的知遇之恩。

上记故事，已是历史。看今之台湾，知有对惠台政策表示无感者。感情者，感之深而情生。在感情生成的链条里，知恩感恩是不可或缺的一环。缺失知恩感恩，则情也受阻、意也受阻，感情无以生成矣。知遇之恩知感恩，是两岸融合发展应有的伦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