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真于武则天垂拱四年(688年)出生在扬州的一个中层家庭,俗姓淳于。唐朝的扬州是中外交流的重镇,佛教十分盛行,中外僧人云集,佛寺多达三四十所。鉴真的家庭充满着浓厚的佛教氛围,他的父亲是一位虔诚修行的居士,经常到大云寺参禅拜佛,并在智满禅师处受戒。在社会环境和家庭环境的双重影响下,幼年的鉴真对佛教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武则天长安元年(701年),年仅14岁的鉴真征得父亲的同意,在大云寺剃度出家,拜智满禅师为师,获得法号鉴真,成为一名小沙弥。
北游
当时在江淮一带弘法传戒最著名的僧人,是被誉为天下四百余州的“受戒之主”道岸律师。中宗神龙元年(705年),道岸律师路经扬州大云寺时,见到了跟随智满禅师修行的鉴真,并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久,鉴真只身前往光州(今河南光山县)大苏山拜访道岸律师。道岸律师觉得鉴真勤奋好学且德行高尚,便为他授戒。中宗景龙元年(707年),道岸律师接到朝廷诏书,前往都城长安弘扬律法。鉴真于是跟随道岸律师北上东京洛阳和西京长安学习戒律。
鉴真先在洛阳度过了一年光景。当时的洛阳,名刹林立,高僧云集,佛教研究十分兴盛,鉴真在这里游览了中国第一座佛寺白马寺,观摩了龙门石窟卢舍那大佛石像,真正开始接触和感受到佛学。鉴真来到长安后,经道岸律师推荐,拜另一位德高望重的弘景律师为师,并受具足戒。佛教十分重视宗派师承,道岸和弘景都师从律学大师文纲,是律宗传人。律宗以戒律为立宗原则,注重“内心巩固、止恶兴善”,与佛教的其他宗派,如天台、法相、华严、密、禅等同为著名的佛教派别。鉴真在名师的影响下,对佛学的造诣很深,尤其精通戒律。
长安是唐朝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长安学习期间,鉴真无论在见闻上,还是在学业上,都有很大的收益。鉴真在长安深受唐朝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影响,他不拘泥于门派之见,融合各家长处,遍访高僧,聆听融济、义威、大亮、远智、金修、惠策等律宗高僧讲律;他博览群书,勤学好问,学习佛学、医学、建筑、雕塑、绘画等各门类知识,这不仅为他南归扬州讲律授戒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他东渡日本准备了充足的条件。
南归
玄宗开元元年(713年),鉴真学成后南归家乡扬州,并以扬州为中心,在江淮一带从事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当时的律宗主要分成南山宗、相部宗、东塔宗三派。鉴真以南山宗为主,广为参照、吸收其他各家学说,成为南山宗的嫡传,同时又集三宗之大成,数年之间便成为名满天下的律学权威,被尊称为“江淮化主”。
鉴真从南归扬州之后,到接受日本遣唐学问僧的东渡请求为止,主要的活动包括讲宣佛教戒律、建立寺舍、造佛塑像、缝纳袈裟、救济贫病、抄写经卷、度人授戒等。此外,鉴真还广收门徒,他的弟子遍布四方、人才辈出,如祥彦、法进、灵祐、志恩、思讬、法瑜、乾印等,都是在当时江淮一带佛教界闻名遐迩的僧侣。
佛教自6世纪中期经朝鲜传入日本后,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支持和崇信,尤其是笃信佛教的圣德太子,他执政期间大力弘扬佛教,对佛教在日本的传播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进入奈良时代,日本确立了基于佛教思想基础上的统治体制,整个国家充满浓厚的佛教氛围。然而,日本佛教的受戒制度却很混乱,律宗势力也很薄弱,律学戒师十分缺乏。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日本遣唐留学僧荣叡和普照带着到中国聘请律学戒师的使命,跟随朝廷派出的遣唐使团一同赴唐。
荣叡和普照来到中国后,在洛阳、长安一边学习深造,一边物色合适的名僧。经过10年的寻觅,荣叡和普照才最终确定下来他们要邀请的高僧人选。玄宗天宝元年(742年),荣叡和普照到扬州大明寺拜见鉴真,并转达了日本迫切需要招聘戒师以及朝野对他的敬仰和期盼,恳求他到日本讲律授戒。鉴真则对荣叡等人说道:“日本国长屋王崇敬佛法,造千袈裟,来施此国大德、众僧;其袈裟缘上绣着四句曰:‘山川异域,风月同天,寄诸佛子,共结来缘。’以此思量,诚是佛法兴隆,有缘之国也。”并当即征求在场弟子的意见:“今我同法众中,谁有应此远请,向日本国传法者乎?”结果众人都沉默不语。后来弟子祥彦才说:“彼国太远,性命难存,沧海淼漫,百无一至。”当时由于造船技术落后、没有掌握季风规律,面对汹涌澎湃的波涛和变幻莫测的天气,穿越东海时经常发生船毁人亡的事故,因此祥彦的话并非夸大其辞。鉴真也深知东渡的危险,但为了弘扬佛法,他态度非常坚决地说:“是为法事也,何惜身命?诸人不去,我即去耳。”鉴真的决心感动了弟子,祥彦、道航、思讬、如海等21人当即表示愿意追随他东渡日本。
鉴真之所以决心东渡日本,除了普度众生的佛法思想和荣叡、普照的邀请之外,生活环境也是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鉴真成长在国力强盛、文化繁荣的时代,当时朝野上下都具有高度的自信和宽阔的胸襟,他们通过官员、商人、学者、僧侣等,积极与世界各国进行友好交流。如此开放的外交政策和频繁的对外交流,无疑造就了鉴真开放、坦荡的胸襟和气魄,同时也让他在无形中意识到与外国人友好交往并传播文化的重要性,进而做出六次东渡日本的壮举。
东渡
当时由于沿海一带经常有海盗出没,朝廷严禁民间私自造船渡海,所以鉴真同荣叡、普照以及同行弟子的东渡准备只能秘密进行。玄宗天宝二年(743年)春,当造好船只,备好粮食和经典、佛像等各种物品,正待启航时,不料祸起萧墙。事情的大致缘由是,道航提出如海学问不够、德行不高,不适合一同去日本弘扬佛法;如海听了道航的话后恼怒不已,便到衙门诬告道航等人造船出海、与海盗勾结。结果,道航、荣叡、普照等均被拘禁,所造船只也被没收,首次东渡计划就此搁置,同时也由此揭开了东渡磨难的序幕。
事情的原委后来被查清,被捕的僧人都得以获释。荣叡和普照获释后并不甘心,于是再度拜见鉴真,希望他仍能率众弟子东渡。鉴真佩服二人的意志,安慰二人,并着手第二次东渡的准备。经过四个月的周密准备后,鉴真等人从扬州举帆起航。当船只由扬州东下,航行至长江口附近时,突然遭到恶风巨浪的袭击,船体触礁破损,物品被波浪卷走,众人只能被迫蹚过淹至腰部的潮水登岸。时值隆冬,天寒风急,大家饥寒交迫。第二次东渡又以失败告终。
两次失败并没有动摇鉴真东渡的信念,他继续修理船只,于一个月后第三次起航东渡。这次航行数日后,遭遇大风浪,无法航行,只好抛锚,停靠在海湾。经过一个多月的等待,风力变小,于是再度扬帆起航。不幸的是,航行数日后,船体触礁,满船的经卷、佛像、药材和粮食等散落海底,许多人因此失去了性命。活着的人则困守荒岛,最后被附近的渔民发现并禀告官府。后来,官府派船营救鉴真一行人上岸后,将他们安排在阿育王寺。第三次东渡失败。
鉴真在阿育王寺住下来之后,附近寺院的僧人闻讯而来,纷纷恳请他去讲宣律学,设坛授戒。鉴真于是带领弟子们周游各寺,并乘此机会四处化缘,为第四次东渡筹集资金、置办物品。由于江浙一带不便出海,鉴真便南下,从福州出发。然而,由于众信徒十分担忧鉴真东渡可能会危及他的性命,以及由此给律宗在江淮一带的弘法带来巨大损失,因此,灵佑会同扬州各大寺院的三纲(即三个主持佛寺的僧职上座、寺主、维那),联合向官府申诉,请官府出面阻拦。最终,鉴真一行被官府半途截回扬州。官府因害怕鉴真再次东渡,索性将他软禁起来。至此,第四次东渡失败。
一晃3年过去了,官府渐渐放松了对鉴真的监视。荣叡、普照又和鉴真相会,商议第五次东渡。这次东渡在东海上来回折腾了很长时间,耗费了不少积存物资,尤其是淡水用尽,每天只能以少许生米充饥。在经过14天的漂流之后,船只抵达海南岛的南端。逗留海南岛期间,鉴真依然四处讲宣律学,登坛授戒。然而,荣叡和祥彦因辛苦跋涉、劳累过度,相继圆寂。荣叡始终在为推动鉴真东渡作不懈努力;祥彦最早支持且始终追随鉴真东渡。他们的去世对鉴真来说是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更大的打击是,鉴真自己也因长期受暑热,身患眼疾,最终导致双目失明。
转眼间,距离第一次东渡已经过去了11年。鉴真此时虽已年近古稀且双目失明,但依然没有放弃东渡的初衷。这一次,鉴真跟随以藤原清河为大使、以吉备真备为副使的遣唐使船东渡。一同随行的还有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的阿倍仲麻吕(晁衡)。这次的航行一开始比较顺利,但中途风暴突起,船只在翻江倒海的怒涛中上下颠簸。藤原清河和阿倍仲麻吕所乘的第一船不幸漂流到了安南(今越南),历尽艰难后又回到中国。鉴真所乘第二船幸运地漂流到了日本九州南部的鹿儿岛。由此,鉴真实现了东渡异域山川之国日本的宿愿,在日本传授戒律、弘扬佛法、传播文化,对日本的宗教和文化事业发展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
本文发表于《学习时报》2020年5月11日第3版(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