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对文明的讨论与反思与文明的历史一样久远。有人留下了鸿篇巨制，如美国哲学家、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15册近一万页的《世界文明史》；也有人留下了随笔小品，如英国历史学家艾伦·麦克法兰（Alan Macfarlane）200页的《文明的比较：中国、日本及英语文化圈》。
这本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新近出版的小册子是基于麦克法兰十六次前往中国，多次访问欧洲大陆和长期浸润在英国的经历写成。这本书并不是一本严谨的学术著作。很多结论可能会显得简略或者过于自信，但作者坚持认为“学者应该使结论尽可能简单明晰”。这一主张在他的书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一个非专业读者读起这本小书也不会有太多困难。它的语言平易不失生动，内容浅显不失洞见。很多读者都会在意兴盎然中读完这本小书，唤起对文明比较话题的思考。
能够把复杂问题简单化表明作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这得益于麦克法兰丰富的学科背景和成长经历。这为他从事文明比较议题研究提供了多重维度和视角，避免了没有交叉学科背景的学者从单一层面解读文明的局限，确保作品能经得起推敲。
麦克法兰1941年出生于印度，在英国接受教育。他先后在牛津大学、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伦敦大学东方和非洲研究学院学习历史和人类学，获博士学位。他在喜马拉雅山区有30年的田野调查经验，还研究英国和日本历史。
在这本书触及的四种文明中，关于中国文明的部分占了最大篇幅。这不仅与作者多次造访中国有关，更是由华夏文明的丰富内涵决定的。作者在中国文明的分析上重点着墨也是因为他发现：“中国以外的人经常对中国持有一种病态的、过时的态度。他们中的大多数鲜知中国的历史和文化，但偏激不实的报道和对中国成功日益所增加的恐惧混合着，扭曲了他们仅知道的那一点事实。”
他认为只有当我们把视线从中国移开，将其与异同参半的邻国日本相比较，进而与一神论的欧洲及整个英语世界相比较时，我们才真正开始理解中国的独到之处，以及这几种文明各自的特点。因此从整个书的结构上讲，中国文明是作为与其他三种文明进行对比的共同的参照系而存在的。
之所以把中国文明放在如此重要的地位上，是因为麦克法兰认为：“随着中国的崛起，西方在世界经济发展中的‘昙花一现’即将结束。这一现象的影响将是巨大的，不仅是一个大国的崛起，而是一种空前绝后的新秩序将会来临。很多人相信21世纪将会由亚洲，尤其是中国领导世界的纪元。”
中国崛起引发的部分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自身文明的反思。这一点在麦克法兰的这部著作中体现尤为明显。在专为中国读者做的序言中，他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不无坦诚地写道：“我们已经能够预见这将对全球经济和文化所产生的影响，却很少有西方人真正地了解中国、日本和其他亚洲文化，以及他们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有怎样的差异。相反，中国和其他亚洲文明则一直在努力探索怎样在吸收西方科技、社会结构、法律体系、教育模式和治理政策精华的同时，不丢掉自己的历史传统和文化认同感。”
面对华夏文明这个复杂的研究对象，在这本原本为英语世界读者写作的小书中，麦克法兰从衣食住行各个方面洞察维系这一古老文明绵延至今的系统性特征。他对中国宗族社会和律法体系的分析让人耳目一新。
他认为，中国很大程度上是由数以百万计的“小家”自治的，这既包括祖辈、父母、子女之间的近亲集团，也广泛到通过追溯父系祖先联系在一起的强大的宗族制度。这些祖宗在祭祀、经济、政治、社交上都是自治的单位。这让中国在朝代更替的同时维系了自身文明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特别是在科举制确立和盛行的一千多年间，中国的朝代的更替是统治者的变化，而非社会、技术和文明的迭代。
在分析中国律法时，麦克法兰以《大明律》为例，他发现这部颁布于14世纪中叶的法律与六百年前的唐朝法律和四百多年后的清代律法有不少重合之处。几乎整部法律都是有关刑事法条的，规定了国家（皇帝）与人民之间的关系。这是一部刑法，而非民法，案例大多是关于朝堂上的国家大事。他认为中国的这种体系看起来是由一系列非常简单的刑法来稳定社会秩序，维持家庭地位等级，保持整个帝国的和平有序的。随着清朝的灭亡，一套新的基于日本法律刑法体系才被引入中国。
在对中国的观察和分析中，麦克法兰也遇到几乎所有研究中国发展史的西方学者共同的困惑：为何华夏文明在近代停滞不前，没有催生技术革命和现代化进程？他把殖民主义和贸易作为现代化的开端，从地理决定论出发分析了中国近代从领先世界走向相对落后的原因。
麦克法兰认为：中国有着广阔而复杂的水路网络和庞大的国内贸易，到17世纪其规模已经超过了世界其他地区贸易的总和。“这或许是中国人没有发展远航冒险的原因。与葡萄牙、西班牙和法国不同，中国没有传播福音的教派。与大英帝国以法律和政治制度作为贸易基础的做法不同，中国不会在与之接触和进行贸易的地方建立起自己的法度和风俗。”
仅仅如此显然有些过于单薄，他又从中国的哲学和文化入手指出：科学就是一个不断地提出假设，进行验证，修正、总结的过程，要进行反复试验，探索可以复制和推广的规律。但是中国没有一种主要的哲学思想，给予这种为规律探索不断做试验的动力。“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最繁盛的而经济以及最为和平、富足、博学的文明，但是如此，中国似乎就掉入了一个‘高水平制度均衡陷阱’。”
“高水平制度均衡陷阱”类似于今天经济学理论中的“中等收入陷阱”，算是作者对中国当时状态思考的一种总结和概括。麦克法兰认为尽管中国没有率先开启西方式的现代化进程，但“中国是爱好和平的，没有西方文明那么好战，哲学为其和谐的社会关系做出了保障。她具有高度的文化修养和对知识的尊重。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中国人民都是勤劳、宽容、理性、智慧和幽默的”。
他对中国的这一特征的分析也可以解释今天和平崛起的中国的诸多特征。例如，中国不会试图去让其他人都顺从自己 — 无论是基督教、资本主义人权还是西方式的民主。中国不相信，也从未相信，可以用枪和剑来强制改变其他国家的文化。
在中国之后，作者进入对日本文明的分析。麦克法兰生动地把日本社会比喻成“纳豆社会”。“纳豆作为一种发酵豆乳制品，豆子的卷须彼此交织，难舍难分。这是一种理解日本人的思考方式。每个人日本人都与他们遇到的其他人‘缠绕’在一起，需要以礼相待。这种关系中充斥着一种内在的感激与责任，人与人之间仿佛都在偿还一项永远无法还清的债。”寥寥数笔就让一个对日本社会不甚了解的读者有了较为深入和形象的认识。
与美国学者鲁斯·本尼迪克特在《菊与刀》中的分析类似，麦克法兰在对日本国民性的分析中也得出的了相似的结论：作为国家而言，日本人在国家弱小时表现出极大的顺从，在强大时则表现出傲慢和残暴。
另外，麦克法兰敏锐地指出与中国鄙夷财富和商业的文化传统不同，在日本制造和贩卖商品获取经济利益、不会被贬低为贪婪，也不会因此被降低身份。相反，商业受到极大的重视。日本与一些存在了数百年的大兴贸易和制造机构。在对待财富和商业的差别让中国更容易传播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进而将相关的意识形态嫁接在传统文化和社会运作模式之上，而日本重商主义的文化基础则为明治维新和西化铺平了道路。
全书第三部分在谈论欧洲时，麦克法兰承接对中国和日本现代化进程的分析，他指出欧洲在近代崛起的根源在因为宗教传播等因素重视高等教育和职业培训。他认为：无论日本还是中国，都缺乏职业专业培训和教育，更注重传统和礼数。西方高等教育重视的修辞、逻辑和数学在这里被忽视了。西方大学强调的始终是数学、逻辑、修辞学、语言和基础科学。欧洲在13世纪、16世纪和19世纪都经历了明显的知识扩散和技术飞跃。相比中国，欧洲一个显著的特点是，这个相对较小的区域内蕴含着巨大的多样性。欧洲在近一千年间都是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这三种一神论宗教争夺的战场。
在这里，作者再次引入了“高水平制度均衡陷阱”的概念。他写道：大约从1600年开始的二百年里，欧洲正变得越来越穷，越来越专制，也越来越缺乏创造力。欧洲正经历着倒退，或者充其量是在周期性饥荒中原地踏步。期间，欧洲仍然陷在大型的内部斗争中，还在试图通过奴役和殖民从世界其他地区榨取资本。这时的欧亚大陆的两端进行对比，我们可以发现这两个区域都已经达到了各自发展的“天花板”。亚当·斯密认为这种停滞是不可避免的，因为一个明显的限制就是，人们仍然通过动物和植物来获取太阳能提供的能量。
直到19世纪50年代，中国和欧洲都面临着结构性的生计问题，而化石燃料和化学与医药时代出现，一下子将其从大部分的重担中解脱出来。对于欧洲而言，海港似乎总是自由的摇篮，无论是政治自由还是思想自由。视野宽广而深刻的思考、新思潮的涌现和碰撞都随大海而来，一个世界性的国度在欧洲港口城市中蓬勃发展起来，从威尼斯到里斯本，从波尔多到格拉斯哥，再到爱丁堡。这样一来，欧洲商贸的发达为科学技术的演进提供了产业化的市场，形成了创新、商业、社会在契约精神与法治规则了基础上的良性循环，人性得到了空前的解放，科学与艺术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和繁荣。
最后一部分他对英语国家文明的分析与介绍可以让中国读者更好地了解到英国与欧洲之间的明显的差别。特别是对英美两国的横向比较可以帮助读者理解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世界体系中出现的一些国际关系和政治领域的现象和问题。例如，为何美英总在近乎偏执地在世界范围内推广自己的价值体系和政治制度等，尽管这对很多其他国家和地区来说带来的不是秩序和繁荣而是灾难和战乱。
麦克法兰指出：英语文化圈的主流价值观会认为，本国的文明是一种常态，不需要任何的理由，而所有其他文明，从欧洲道路开始延伸到世界其他地方，都是异化的，可能有些奇怪，不及我们的文明这么伟大。而要成为英语文化圈的一部分，就需要遵守构成英语文化圈的核心基本习俗和价值观。其中包括个人主义、法治、契约精神，以及将自由置于政治和文化价值的首位。
正是再这样的语境下，英国发展了一整套制度和结构，在许多方面与“现代性”同义，即市场资本主义、工业化、科学、民主、法治和开放的社会结构。以至于他写道：“如果一个火星游客要造访我们的星球，他很可能会相信这个星球是由一个英国人设计的，世界语言是英语，世界广泛复制的政治制度是英国的，主要的金融制度也是英式的，市场资本注意制度是在英国发明的，欧美的法律体系也源自英国。”
麦克法兰把美国比作英国制度的衍生品。他写道：“美国这个国家有托马斯·杰斐逊等人通过启蒙思想家约翰·洛克与孟德斯鸠设计的蓝图建造的。这幅蓝图被封装在《独立宣言》《人权宣言》和《宪法》之中，奉行的是英国经历几个世纪孵化出的核心原则。”
其实，不论是英国还是美国，其现代性内里是以竞争为根本精神的。例如，西方经济学是以竞争为基础的。达尔文的“适者生存”世界可以被视作动物王国的在资本主义的一种投射。市场准则在道德层面上是中立的，是最强大、最精明、也是最有可能成功的。弱者和优柔寡断者则会被推向边缘。英语文化圈一直处于军事战争中。生活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斗争，既是与自己本能的抗争，也是与他人的对抗。法律制度讲的也是民事和刑事法庭上以语言战斗，辩驳和对抗。英语文化的政治是对抗性的。
在麦克法兰看来，这与以中国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有着本质的区别。在东方人看来英语文化圈内所谓弱肉强食的争斗，在英语文化圈本身看来，则是一场有规则的博弈。“公平竞争”即尽可能努力争取暂时的胜利，制造不平等，在经济交易、法律案件、政治辩论或足球比赛中优胜劣汰，这一切都只是比赛。它并没有制造永久性的不平等。比赛结束后，不论是枕头大战、高尔夫俱乐部的比赛、股权或议会辩论，人们的友谊有可能深化，相互尊重成了一种共识。其实对竞争理解的差异正是造成今天所谓东西方文明冲突的一个重要“扭矩”。
在全书的结论部分，作者提纲挈领地把“现代”世界定义为这样一个世界：信仰、财富、社会和权力这四大力量在理论上被划分为离散的制度领域。麦克法兰认为，它不是基于出生群体或基本关系存在的，它是个人主义的，而不是结构性的。它是由不同个体之间的持续竞争结合而成，但恰恰是这种竞争，允许他们根据个人的选择组成强大的群体组织。这种现代性的一个决定性特征是它的不安定性。这种不安源于个体对于命运不确定性带来的安全感缺失和焦虑。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知晓自己的命运，或得到救赎。
麦克法兰还形象地用植物作比喻，精妙地总结了四种文明的异同。他写道：中国的历史就像一棵生长了几千年的大树，但是每个几百年就会因为一些灾难性的时间而被砍得只剩下一截露出地面的树桩。中国的模式是有连续性的，有时突然被中断，又会接着出现一个充满活力和创造性的增长时期。欧洲几乎走了一条与中国几乎平行的道路。而日本和英国也是连续性的，渐进的，大多是非革命性的演变。树木从幼苗开始，慢慢开枝散叶，逐渐长成一大片。
他随后落脚到美国，他认为美国的情况又不同了，因为它“生而现代”。它采用了英国的权力制衡、有限政府、自由市场、个人主义、非等级宗教、对个人和法律保护等发展模式。那是一棵英国式的小树，没有几千年缠绕的树枝。它建立在一个简单的网络上 — 平等、自由、个人主义。这给了它巨大的活力，加上它开辟了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使之有统治世界多达四分之三个世纪之久的能力。
为了让植物的比喻更加形象化。他把四种文明比喻成四种具体的植物。中国好比银杏，活化石，叶子结构简单，繁殖系统效率高。日本好比竹子，强壮，中空，随风弯曲，不折断，自繁殖体系。而欧洲就像栗树，外表多刺危险，营养丰富的坚果。英语国家仿佛橡树，教堂和船只上的木材来源，象征自由、剥削和延续。
尽管麦克法兰认为文明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地方，但他依然认为文明平等共存代表着未来世界发展的方向。这也让这本书更加契合国内受众的需求。麦克法兰认为，强迫一棵树变成另一棵没有意义，也不现实。需要的是树木共存。因此，文明之间要通过相互理解，学会彼此尊重，彼此相爱，相互欣赏、取悦甚至竞争，以减少恐惧和无知。
总之，这是一本值得推荐的小书，有趣有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