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时代的日本尚未形成特定的皇位继承制度，这一时期的皇位继承方式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的特点。所谓“大兄”，只是用于一部分天皇及其他家族中的长子的名字中，用以表示对其尊敬。在大陆文化的影响下，飞鸟时代的日本社会已经存在长子相继的观念，因此“大兄”作为天皇诸皇子之中的长子，是皇位继承的最有力竞争者。随着大陆先进文化的不断传入，人们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对国家的观念增强，天皇为加强中央集权，废除由大兄作为皇位继承有力竞争者的继承方式，逐渐形成嫡长子直系继承制。特别是持统女帝，她通过巧妙地利用称制、任命高市皇子为太政大臣、让位给轻皇子以及频繁地行幸吉野等先例与独特方式，有效地抵制了兄弟继承的旧习，维持了天武天皇→草壁皇子→轻皇子的直系继承皇统。由于天皇的相继早逝，天武天皇→草壁皇子→文武天皇→圣武天皇这一男子直系继承受到威胁，为此元明女帝与元正女帝作为过渡的女帝先后即位，从而有效地抵制兄弟继承的旧习，守护了天武系皇统的父子直系继承。特别是元明女帝，她为了将父子继承的正统性合法化，捏造出“不改常典”。至孝谦女帝统治时期，发生了看似是一场皇位继承危机的“宇佐神托事件”。关于该事件，有许多不同看法，笔者认为很可能是藤原氏策划的一场阴谋。单身的称德女帝（重祚后的孝谦女帝）的出现，使天武系皇统走向了衰亡。称德女帝去世后，天智系的光仁天皇即位，皇统从天武系转向天智系。天智系的桓武天皇即位后，为了摆脱平城京以天武系为主体的势力，重新构筑自己的政治势力，制造了“冰上川继之变”，并决定迁都长冈京，从而为天智系皇统的顺利传承奠定了基础。从嵯峨天皇开始建立的嵯峨天皇系、淳和天皇系血统轮流即位的皇权继承体系维持了近三十年的稳定，在此期间没有发生有关皇权的纷争。经过“承和之变”后，藤原良房不仅得以让自己的外甥道康亲王立为皇太子（承和九年八月），而且也给予伴氏和橘氏等其他氏族以重大打击。同时，也终止了嵯峨天皇系与淳和天皇系两血统轮流继承皇位的迭立制度，皇位继承统一到了嵯峨天皇→仁明天皇的系统。

进入平安时代中期以后，日本经历了由外戚和上皇通过摄关与院政的方式，代行天皇的权力的时期。摄关政治出现的前提是幼帝的出现。事实上，幼帝即位并非古代日本皇位继承的传统。按照此前的皇位继承传统，前任天皇去世后，如果皇太子年幼，则由天皇的祖母即位作为过渡，等待皇太子成年后再让位。但是，由于文德天皇去世后，当时没有其他具备女帝资格的皇位继承人，因此由年仅9岁的惟仁太子即位。幼帝即位同出现“藤原光明子立后”“人臣摄政”一样，逐渐成为一种惯例，使得此后幼帝不断，进而导致了皇位继承无法由皇室决定，而是由以外戚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层共同合议决定。宇多天皇即位后，希望通过尽早让位的办法，来防止以藤原氏为首的贵族干预皇位继承，进而否定阳成天皇的直系权威，确立自己的正统性。但是，此后发生的两件事，使宇多天皇的构想难以实现。其一是藤原时平的同母妹藤原稳子入醍醐天皇后宫成为女御，导致宇多天皇与醍醐天皇从父子一体的关系变为父子对立的关系。其二是“昌泰之变”，导致“时平、道真二头体制”瓦解，藤原时平独揽政权。

经历了近200年的摄关政治以后，经过后三条天皇和白河天皇的努力，开创了以“院政”取代“摄关”政治体制，实现还政于皇室的愿望。不过，政权重新归皇室，权力却不属于天皇，而属于上皇，从而促使皇位继承矛盾更加尖锐化，并引发贵族之间相互对立的连锁反应。特别是在近卫天皇去世后，皇室内部因为皇位继承的问题，发生强烈的斗争。这时两位太上皇即近卫天皇的父亲鸟羽法皇和近卫天皇的兄长崇德上皇都在人世。结果围绕皇位继承人问题，导致陆续发生“保元之乱”与“平治之乱”两次大混战。这两次战乱标志着武士阶层走上日本政治舞台，成为日本武家政治的开端。此后，由于无论是皇亲与贵族之间的斗争，还是皇亲内部之间的斗争，以及王权的维系等都离不开武士的力量，结果幕府的将军取代朝廷的天皇成为日本的实际统治者。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