斋王是代表日本天皇家在伊势神宫和贺茂神社侍奉天照大神和贺茂大神的未婚内亲王与女王。伊势神宫的斋王称为“斋宫”，贺茂神社的斋王称为“斋院”，一般情况下二者统称“斋王”。有时也将内亲王称为“斋内亲王”，女王称为“斋女王”。斋王制度是维护日本古代天皇制不可或缺的祭祀制度与政治制度。斋王制度的形成、发展、嬗变与消亡的过程反映了古代天皇制的变化态势。

在大和王权不断加强时期，“斋王”的居所出现了从宫中到宫外一隅，再固定到伊势神宫的变化。“壬申之乱”后，天武天皇为了增强君临天下的正统性，并巩固以天皇为首的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借用祖先神天照大神的宗教权威，建立和健全斋王制度。最终，“使天皇得以从现实世界权力争夺的主体之一，向虚拟世界的最高统治者和唯一精神领袖的角色转变”。不过，天武天皇去世以后，新即位的持统女帝并没有任命新的斋王，直到文武天皇即位以后才派遣新的斋王。与此同时，这一时期也没有关于斋王的选定方式、是否一定是未婚女子以及替代的原因等相关记载。由此推测，在天武朝和持统朝时期，斋王制度尚处在初创期，并未固定下来。

8～9世纪，在激烈的皇位继承斗争中，斋王制度成为稳固皇太子地位的重要措施之一，斋王的管理运作制度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虽然那时出现了天武系皇统断绝的现象，但由天武系担任伊势斋宫的制度依然被延续下来。与伊势斋宫制一样，贺茂斋院制形成的背景也是经过战乱后由战胜方所创设（“药子之变”）。贺茂斋院制的成立打破了伊势斋宫一统天下的局面，天皇即位后，朝廷必须同时选定伊势斋宫和贺茂斋院，伊势斋宫不再是唯一的斋王。在整个9世纪，贺茂斋院同伊势斋宫一样，被赋予了具有庄严使命的国家祭祀机构的性质。与伊势斋宫侍奉守护国家的伊势神宫相对应，贺茂斋院侍奉守护平安京的贺茂神社，二者共同成了联系天皇与皇权守护神之间的载体。

进入10世纪以后，随着藤原氏摄关政治的确立与天皇权力的衰落，伊势神宫的重要性也相对地被减弱，贺茂神社则受到了重视，逐渐出现轻视伊势斋宫、重视贺茂斋院的倾向。进入院政时代以后，上皇作为治天君，实际上成为具有真正地位的君主。在院政下，上皇与伊势斋宫之间的联系逐渐加强，伊势斋宫几乎全部是上皇的直系。伊势斋宫重新成为守护“治天君”君临天下的重要精神支柱。经过“治承•寿永之乱”，天皇的政治权力逐渐转移到武士阶级手中。在缺乏国家财政和赋税征收体制支持的情况下，中世天皇家的斋王制度已经丧失了古代天皇制国家中的特殊使命。虽然后醍醐天皇新政时曾恢复斋王制度，但斋王制度还是很快退出了历史舞台。

斋王制度在古代日本的神祇制度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在《延喜式•神祇式》中，专门列出两节，详细阐述伊势神宫的各种祭祀与斋王制度，同时单列《斋宫式》和《斋院式》。《斋宫式》共有目录100条。第1～2条主要是关于斋王卜定的规定；第2～16条主要是关于初斋院的仪式以及各种经费的规定；第17～41条主要是关于野营的仪式及其各种经费的规定；第42～60条主要是关于群行的规定；第61～69条主要是关于斋宫中各类祭祀经费的规定；第70～78条主要是关于斋宫的收入与日常经费的规定；第79～96条主要是关于斋宫寮的各种杂事的规定；第97～100条主要是关于斋王归京的规定。在斋王的各种仪式中，斋王卜定、斋王祓禊和斋王群行是最为重要的三种仪式，它们对古代天皇制分别起到了稳固、净化和宣传的作用。

武寅教授认为“皇统谱、等级身份秩序以及天皇神化，这三大基本要素决定了天皇制的本质特征。”笔者认为，皇亲制度的确立、完善与皇统谱、等级身份秩序以及天皇神化的确立、完善密不可分。皇位继承制度保证了皇统谱中天皇家族的独占性；皇亲叙位、任官、封禄、婚姻、赐姓等制度保证了等级身份秩序中天皇权威的至高性；斋王制度保证了天皇神化中天皇皇祖神天照大神的唯一性。正是基于以上特点，从而使天皇如同国徽、国旗、国歌一样，成为日本国家的象征，进而保证了当代日本的象征天皇制度在制定后一直得到日本国民的广泛支持。即正是基于天皇家族的独占性，所以使得以天皇为中心的皇室能够血统“万世一系”，从而使日本国民“将这一族认为是日本的本家或理想的家庭，是将其作为憧憬的存在而尊崇的，所以可以解释为与象征相符”；正是基于天皇权威的至高性，所以使得天皇在历史上除了一部分时期以外，经常不是自己亲政，而是处于在确保天皇权威的前提下将权力授予当时的实权者的地位，从而使日本国民认为天皇有作为象征的传统，与象征符号相符；正是基于天皇皇祖神的唯一性，所以使得天皇成为与日本建国神话密切相关的存在，同时又是祈愿国家和国民幸福的存在，进而使日本国民认为天皇与日本的象征地位相符。

（作者系北京联合大学副教授章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