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鸿，字孝公，颍川郡定陵县（今河南舞阳县）人，东汉开国名将丁綝之子。丁鸿13岁时，跟随名儒太子少傅桓荣学习，仅仅花了3年时间，便通晓典籍中深奥的章句，且善于辩论诘难，担任都讲一职。为更好地精进自己的学问，他身穿布衣，挑着行李，不远千里外出求学。最终，丁鸿凭借自己的才学与努力，成为东汉时期的名儒和重臣。
经学至行 殿中无双
丁鸿的父亲丁綝曾跟随刘秀征战，常年不在家，只剩丁鸿与弟弟丁盛留在家中。丁鸿作为兄长，很早便肩负起照顾弟弟的重任。家里的日子过得贫寒而艰苦。后来，丁綝因功被封为陵阳侯，官拜河南太守。等到丁綝死后，按朝廷的规定，丁鸿应继承父亲的爵位和封地。可是，他却以患病为由上书朝廷，请求让弟弟继承封爵。不过，他的申请并未得到批准。
处理完父亲的后事，丁鸿准备以离家出走的方式，再一次拒绝封爵。临行前，他留下一封信给丁盛：“我年少时跟随老师读书，对父母的照顾不周。父母在世时，我没能供养父母；父母去世了，我也没有尽孝道。我的言行让皇天先祖都不能认同，以致身患重疾。此前，我曾上书讲明患病之事，愿意将爵位让给你，但奏章被驳了回来。现在，我自愿放弃封爵，外出寻求良医治病。如果不能把病治好，我便葬身在沟壑之中，绝不归家。”
离家后，丁鸿与老同学鲍骏在东海国（今山东郯城县）相遇。他们二人原先一同拜桓荣为师，友情十分深厚。但此时，丁鸿却佯装不认识鲍骏。鲍骏一把拉住丁鸿，责怪说：“从前伯夷、季札因为身处乱世，才申述自己逃避封爵的志向。《春秋》之大义，不因家事而荒废王事，现在你以兄弟的私情而断绝父辈们所开创的世代基业，能够称得上明智吗？”
丁鸿听后幡然醒悟，决定返回家乡，接受封爵。归家后，他开办学堂、教授经学，一时名声大振。鲍骏上书称丁鸿“经学至行”，连汉明帝也有所耳闻，称赞丁鸿是贤德之人。
永平十年（公元67年），汉明帝下诏征贤，丁鸿入朝后立即被召见。汉明帝让他讲述《尚书》中的《周书·文侯之命》篇，并对丁鸿的解说十分满意，赏赐御衣及绶带，由公车署提供食物，与博士享有同等礼遇。不久，丁鸿被任命为侍中，永平十三年（公元70年），又兼任射声校尉。
建初四年（公元79年），丁鸿徙封为鲁阳乡侯。同年，汉章帝为讨论《五经》的异同，在北宫的白虎观召开了一次会议，这就是著名的白虎观会议。丁鸿受命与广平王刘羡以及当时的大儒楼望、成封、桓郁、贾逵等一同参加。会议先由五官中郎将魏应负责传达汉章帝提出的问题，待各家儒生讨论后，再由侍中淳于恭负责整理呈奏汉章帝，如果遇到议而不决的问题则由汉章帝亲自裁决。会上，丁鸿因才学最高，论辩说理最明晓畅达，受到与会诸儒的称赞，汉章帝也多次予以赞扬。时人感叹道：“殿中无双丁孝公。”
此后，丁鸿多次受到赏赐，被提拔为校书，接着又代替成封担任少府一职。慕名而来的门生络绎不绝，远方来者达数千人。在这些门生中，彭城人刘恺、北海人巴茂、九江人朱伥都学有所成，后来官至公卿之位。
禁微则易 救末者难
元和三年（公元86年），丁鸿徙封为马亭乡侯。章和二年（公元88年），汉章帝去世，汉和帝即位，丁鸿升迁为太常，负责管理宗庙祭祀。
汉和帝即位时，尚年幼。汉章帝的皇后、汉和帝的养母窦氏作为皇太后临朝执政，窦太后的哥哥窦宪则官拜大将军，地位高于三公。此外，窦宪的兄弟窦笃、窦景和窦瑰等人也都身居要职，国家的军政大权实际上落入窦氏家族手中。
看到权倾朝野的窦氏家族跋扈恣肆，为所欲为，且暗存不轨之心，有密谋造反的苗头，很多正直的大臣都为汉室江山忧虑。丁鸿自然也十分担心。可是，鉴于此前大臣们的上书都石沉大海，甚至遭到打击报复，招来杀身之祸，丁鸿认为不可轻举妄动，需要等待合适的机会。
永元四年（公元92年），在司徒袁安去世后，丁鸿接替其职，升任司徒。不久，他借助日食这一不寻常现象，秘密草拟奏章，悄悄呈献给汉和帝。
在奏章中，丁鸿直言不讳地指出日食现象是不祥之兆：“臣听说太阳为阳气之精华，保持充盈而不亏损，是君王的象征；月亮为阴气之精华，盈满缺损有一定规律，是臣子的表征。所以发生日食，是臣居于君之上、阴凌驾于阳之上的缘故。”丁鸿引用《春秋》记载日食36次，其中臣弑君就有32人的事例，总结道：“变故不会没有缘由地产生，而是有事件与之相应。权力不可以轻易下放，利器不可以假借他人。”在回顾三桓专鲁之权、田氏擅齐之政、六卿瓜分晋室、诸吕掌握汉室等历史事件后，丁鸿进一步指出：“这些臣子虽然有周公之亲，却没有周公之德，决不能让他们行使权力。”
在奏章中，丁鸿明确指出当今朝廷面临的问题——天下的官吏们纷纷背弃王室，倾向私门，全都惶怖地秉承大将军窦宪的旨意办事，比如“近来大将军外出，威震州郡，莫不派吏人征赋税，派使者贡献物资。大将军虽说不接受，可是物品也没有还给主人。大将军手下的官吏更是无所畏惧，放纵地违法犯罪，而且不会受到惩罚，所以国家内部贪婪狡猾之风盛行，奸恶官吏大行其道，而小民只能叹息，满腹怨气”。丁鸿认为，这是君王威严受损，臣下权势兴盛的缘故，建议汉和帝应该有所警醒，以防大祸临头。他进一步指出：“若敕政责躬，杜渐防萌，则凶妖消灭，害除福凑矣。”也就是说，汉和帝如果能够亲自治国理政，在祸患尚处于萌芽状态时加强监督、有效管理，就一定可以消灭它，或者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它的影响，如此，护佑国运的福气自然也就会到来了。
最后，丁鸿借用“坏崖破岩之水，源自涓涓；干云蔽日之木，起于葱青”的寓意，告诫汉和帝：“禁微则易，救末者难，人莫不忽于细微，以致其大。”即在萌芽阶段抑制不良之事很容易，到酿成大祸时再来挽救就很困难了。
这份奏章恰逢其时。已经年长的汉和帝早已对窦氏外戚的肆意妄为感到愤恨，只是苦于朝政皆由窦氏左右，自己又没有心腹之臣鼎力相助。丁鸿的一番话，正中汉和帝下怀。
随后，汉和帝召见丁鸿等一批正直的大臣，任命丁鸿代理三公之首的太尉之职，并兼任掌管中央禁军的卫尉，率兵进驻南、北二宫，同时下旨罢免窦宪及其族人的官职。
丁鸿亲自率领御林军突袭窦府，收回大将军印绶。窦宪和诸弟们自知难以反抗，只好自杀；窦太后则被幽禁，不得参与政治。自此，东汉政权得以稳固，国家得以长治久安。
永和六年正月二十一日，丁鸿去世，汉和帝赐赠优厚，超过常礼。
杜渐防萌 慎之在始
杜渐防萌，慎之在始。问题往往在开始时很小，随后由小变大，积少成多，由量变到质变。如果有不良倾向，一开始时就要小心谨慎、及时纠正，如若任其发展，极有可能酿成更为严重的事故，甚至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杜渐防萌胜于亡羊补牢。俗话说：“亡羊补牢，为时未晚。”有时做错了事情，如果能及时补救、改正，或许还来得及，但有时未必。比如，矿难、火灾等安全事故，已成为夺走人们宝贵生命的杀手。对于在事故中消逝的生命而言，任何补救措施，都为时已晚。所以，事后补救，永远不是解决问题的最好方法；事前预防，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懂得“智者察于端倪”，学会“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作为“智者”——管理者，要敏于观察形势，提高预判能力，一旦发现生产过程中存在隐患，要及时整改，拿出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案；善于从小处着眼，从细节和变化中入手，健全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及各类操作规程，贵在贯彻落实；勇于大胆尝试，不断创新安全管理模式，把责任细化，实实在在落实到每一个责任人身上。
杜渐防萌更要掌握时机。面对萌芽的隐患，一定要果断行动，及时清除，以免埋下重大祸端，但果断不是武断，必须善于等待和利用时机。在窦氏家族的覆灭过程中，丁鸿有两次当机立断的果敢行动：其一，乘天空出现日食现象这一时机，立即上书汉和帝，针砭时弊，建议迅速纠正窦氏专权这一问题。其二，掌管中央禁军之后，乘窦宪孤身进洛阳城休息这一时机，立即关闭南、北二宫的宫门，并收缴窦宪的大将军印绶，使其无法与驻扎在宫外的军队联系，从而避免了一场宫廷政变，真正做到把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由此可知，大千世界，事物的发展瞬息万变，机会稍纵即逝。如果我们后知后觉，反应迟钝，就会贻误战机，受制于人。只有未雨绸缪，居安思危，时刻保持高度的警觉与自觉，才能先知先觉，防患于未然。
杜渐防萌方能行稳致远。“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物都有一个形成、发展、衰亡的过程。汉和帝听从丁鸿的建议，及时为朝廷除去了祸患，才使得东汉国运转危为安，国力日益强盛，开创了“永元之隆”，东汉政权得以持续了120余年。知古鉴今，以史资政。重小处、重细节、重微末，历来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具体到个人修为的提升，《中庸》中有“致广大而尽精微”，提醒我们求学时要好学善问，有博大宽广的眼界，同时又深入到微观之处，做到精细详尽；《道德经》中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教导我们做事时，必先从打基础开始；《韩非子》中有“千丈之堤，以蝼蚁之穴溃”，提醒我们防微杜渐，才能防止祸患……无论是立身处世，还是履职尽责，谨小慎微、防微杜渐，都是一门强化自身约束的必修课。对党员干部而言，更要懂得“轻者重之端，小者大之源”的道理，小事小节中有党性、有原则、有人格，既要在“天下大事，必作于细”上不舍尺寸之功，也要在“杜渐防萌，慎之在始”上磨炼和坚守。从小事小节上加强修养，从一点一滴中完善自己，严以修身，正心明道，方能行稳而致远。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21年第7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