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号赣叟，相州安阳县（今河南省安阳市）人，北宋政治家、著名将领。韩琦辅佐三朝，拥立二帝，运筹帷幄，勤政爱民，一生功勋卓著。《宋史》记载他“与富弼齐名，号称贤相，人谓之‘富韩’”。欧阳修赞其“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

弱冠中举 直言敢谏

北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韩琦出生于世宦之家。自幼父母早丧，在兄长们的呵护下长大成人。他性格沉稳、善于观察、聪慧过人、胸怀大志。

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韩琦凭借渊博的学识和卓越的才华脱颖而出，以第二名的成绩考中了进士，虚岁年方二十，史称其“弱冠举进士”，从此走上了仕宦之途。他历任通判、推官、右司谏、安抚使等职，庆历新政时期在朝任枢密副使。

尽管仕途顺利，但韩琦对朝政并不满意。当时，在外有辽、夏威胁的紧急情势下，当朝权贵不思进取、苟且偷安。因此，他提出不少意见和建议，有些甚至是激烈的批评。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韩琦自请外任地方，然而未能成行，于八月留拜右司谏。在担任谏官的三年间，他敢于犯颜直谏，多次举荐贤良，“明得失、正纪纲、亲忠直、远邪佞”是其谏言的主要内容，前前后后共上奏七十多次。他的谏言多被朝廷采纳，尤其以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为知名。

当时，西夏元昊侵占边境诸州建立西夏国，西北地区很可能再起事端，外加河东地震频发，民生多艰，承平日久的大宋王朝承受着前所未有的压力。而当朝宰相王随、陈尧佐及参知政事（副宰相）韩亿、石中立四人，位居高位却玩忽职守、劣迹斑斑，引得朝野上下议论纷纷，百姓怨声载道。一向直言敢谏的韩琦见状义愤填膺，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疏，指责四人平庸无能，痛陈大宋八十多年的太平根基决不能任由平庸的臣子肆意毁坏。仁宗看后深受触动，一天之内，将当朝权力最大的四位重臣同时免职，朝野震惊，韩琦也因“片纸落去四宰执”而名扬京师。

不仅如此，韩琦还上奏弹劾庄惠皇后的弟弟杨景宗。仗着自己皇亲的身份，杨景宗横行霸道、不顾礼仪，还在宫殿内醉酒喧哗。韩琦奏请皇帝惩处，以维护国家礼法。最后，杨景宗被下放到兖州（今山东兖州）做兵马总管。

除了弹劾权贵，韩琦还勇于揭露官场腐败现象。他严厉抨击了当时“货赂公行、假托皇亲”的社会现象和“侥幸日滋，赏罚倒置，法律不能惩有罪，爵禄无以劝立功”的腐败作风，提出了减省冗费、裁撤虚职的建议。当时，朝廷常常因战争开支过大而财政困难。韩琦建议降低军费开支，提高税收征收效率，采取措施缓解财政压力。尽管这些措施会触及一些贵族的利益，但韩琦从国家社稷安危出发，积极提出解决方案。见此情形，名相王曾称赞他：“如今上奏之人言辞不激烈，有许多担心和顾虑，对皇帝政德又有什么用呢？像你一样上奏，可以说是切中时弊而又不迂腐啊！”王曾从不轻易夸奖人，对韩琦却十分赞许，韩琦也因此大受鼓舞。此后，他因政绩突出被任命为知制诰，直接为皇帝拟写昭告。

戍边卫国 恪尽职守

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正月，李元昊带领西夏大兵进犯北宋边境，北宋军队与西夏骑兵交战于三川口，宋军大败，与夏相邻的陕西形势吃紧。仁宗闻讯，急忙任命韩琦为陕西安抚使，东上阁门使符惟忠为陕西安抚副使，前往西北前线。军情紧急，韩琦不敢怠慢，即刻启程，与符惟忠弃轿乘马，一路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到达前线后立即投入战备工作。他们白天马不停蹄巡视防御工事，夜晚召开军事会议分析战局。经过考察，韩琦令当地将帅限期修浚城池，又仿效河北前线防御辽国军队的做法，在陕西普遍建立烽烟报警系统。这样一来，烽烟一起，宋军立刻就能进入防御状态。

同年九月，李元昊亲率大军攻打韩琦所在的镇戎军城。韩琦毫不畏惧，不顾自身安危，率领大军出击西夏军事要地——白豹城，并在撤军途中埋伏，成功伏击西夏追兵，取得白豹城大捷。得知白豹城失守，李元昊急忙宣布撤军。

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韩琦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使，屯驻泾州（今甘肃泾川）。当时在陕西驻守的军队大部分自禁军宿卫而来，不耐劳苦，韩琦奏请增添兵力，又修筑工事，以作为萧关、呜沙道路的屏障。

此时，李元昊依靠契丹作为外援，强行向宋索要边境土地，贪得无厌，宰相晏殊等人力主求和，一味妥协退让。韩琦上疏陈述这样做的害处，提出了七条建议——清政本、念边计、擢材贤、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接着又陈八事，作为“救弊之术”，即选将帅、明按察、丰财利、抑侥幸、进有能之吏、退不才之官、去冗食之人、谨入官之路。面对北宋中期积贫积弱的国势，韩琦提出的这些改革措施，特别是整顿吏治的主张，切中时弊。仁宗对此十分赞赏并全部采纳。于是韩琦宣抚陕西，招兵买马，讨伐平定了盗匪张海、郭邈山。随后，他又全面修筑鄜延地区的城防工事，等到敌人将所侵占的土地全部归还后，才同意议和。

当时，韩琦与范仲淹同任陕西经略招讨安抚使，携手戍边，成为敌人闻风丧胆的著名军事统帅，西夏人惧怕他们，边境的民众颂扬他们。由于两人守边时间最长，人心归服，致使韩、范所管辖的边境很少遭到敌人侵犯，即使偶有进犯也常使西夏之敌丢盔弃甲、大败而归，边关局势安定祥和。边民无不爱戴韩琦，连敌人也对他敬畏有加：“辽使每过境，必先戒其下曰：韩丞相在此，无得过有须索。”边关塞上还流传着一首歌颂韩琦、范仲淹戍守边疆、抵御外敌英勇事迹的歌谣：“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此时的韩琦，年甫三十，天下人尊称他为“韩公”。韩琦与范仲淹共同防御西夏，名重一时，时称“韩范”。多年后，韩琦做宰相时，他对西夏相关事宜的处置，仍令西夏使臣震悚、叹服，称其是一位真正的贤相。

勤政爱民 大度容人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韩琦心怀仁爱、爱民如子，所到之处百姓安居乐业。

早在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韩琦赴西北戍边之前，四川遭遇严重的旱灾，仁宗任命其为安抚使，前往四川救灾赈灾。四川各地有储备粮仓，然而没有皇帝诏命，任何人不得开仓取粮。韩琦到达后，看到流离失所的百姓，不等仁宗诏命，立即命人开仓放粮，把官府常平仓内的粮食全部发放给当地百姓，并且在各地施粥，解决百姓的吃饭问题。此时恰逢仁宗的次子出生，全国各地都进献宝物，以庆祝皇子诞生。而韩琦却拒绝进献宝物，他认为四川本是灾区，此时哪能再向民间索取？之后，韩琦又裁撤官员、缩减开支、减免税收、严惩贪官，使得一百九十多万灾民得以平安度过大旱之年，四川百姓感激涕零。

韩琦虽然功勋显赫、地位尊崇，却毫不骄纵，为人谦逊大度、贤良方正。宋仁宗时期，范仲淹推行庆历新政，遭到了反对派的攻击和排挤，被贬出京城。尽管韩琦在政治上与范仲淹意见不合，但他仍然认为范仲淹正直、有才干，上书极力为范仲淹辩护，指出范仲淹的改革举措是为了国家和黎民百姓的利益着想。

韩琦任北都的行政长官时，他的亲戚献给他一只玉盏，说是乡间农民从一座荒废的坟墓里得到的。玉盏内外光洁无瑕、巧夺天工，堪称无价之宝。韩琦非常喜欢这只玉盏，并用百两黄金答谢了献宝之人。有一次，韩琦设宴招待下属官吏。在宴席上，他拿出玉盏供大家赏玩，并打算用这只玉盏斟酒。没想到，一个小吏不小心碰倒了桌子，玉盏摔得粉碎，在座的客人都惊愕不已。小吏趴在地上瑟瑟发抖，然而韩琦并没有动怒，反而笑着对在座的宾客说：“无妨无妨，再好的东西也有破损的时候。”又回过头对那个小吏说：“你只是不小心，并不是故意的，有什么罪呢？”他的宽容大度让在场的客人都叹服不已。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二月，朝廷改授韩琦为永兴军节度使，被他推辞。后韩琦又屡次上表请求致仕，均未获得皇帝批准。直至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五月，他被再度授为永兴军节度使，但因病重，已不能就职。同年六月，韩琦病逝于相州官邸，终年六十八岁。相州百姓闻讯无不落泪。讣告送至京城，宋神宗失声痛哭，悲痛难忍，辍朝三日，并下诏允许韩琦配享英宗庙庭，特赠尚书令，赐其谥号“忠献”，随后又为其筑墓，并亲撰墓碑。

《韩魏公集》评价韩琦，“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儿童走卒，感慕其名”。他腹有诗书、胸怀大志，在地方，礼贤远佞、勤政爱民，百姓安乐富足；守边疆，身先士卒、屡建奇功，边境安宁稳定。他为人豁达、能文能武，虽战功赫赫却不矜功自夸，无愧为三朝贤相、社稷功臣。

（本文原载于《前线》杂志2024年第8期。作者简介：杨树粉，北京联合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章林，北京联合大学北京政治文明建设研究基地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