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大众而言，“异国形象”的建构一般基于本国对某一国家的集体想象，而想象的基础一般是碎片化的个人直接认知和政府针对性的群体性介绍，主要依赖于两国外交关系、经济合作和强弱对比。“异国形象”是美好还是丑陋，往往不是基于“异国”现实，而是基于本国、本人对“异国”的实际需要。所以，“异国形象”主要是他国的主观性的创造，是“异国”的他者形象，是他者的“异国”形象。对西方而言，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他者”，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东方国家”。西方对“中国形象”的话语建构，包括污名化，都属于“东方主义”范畴。这个形象在多大程度上代表真实的中国，不在于中国究竟如何，而在于西方究竟需要中国如何，其中包含着强烈的主观性、武断性和霸权性。这既有西方历史上基于自身文明的优越感而塑造的丑陋、野蛮、专制的“中国形象”的影响，更代表了当今西方基于自身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需要以己度人、量体裁衣。西方主观创造出“中国形象”并加以利用，包括以中国为假想敌，人为设置“非东即西”的“鱼与熊掌”话语议题，并在这个基本框架下一再演绎出新名词、新概念、新叙事，掩耳盗铃，自娱自乐，让世界不胜烦扰。

正是基于这种一厢情愿式的“中国形象”建构意图，当中国没有按照西方的意愿、而是按照自身的发展规律不断取得进步后，作为“对手”的中国逐渐成为可怕的中国，西方又想当然地按照自己的逻辑认为中国的强大一定会威胁到自身的世界霸权地位，一向为所欲为的西方自然开始极力“妖魔化”中国。西方炮制了“中国威胁论”和“中国崩溃论”，“黄祸论”也沉渣泛起，中国崛起被描述为“中国威胁”，中国智慧被丑化为“中国阴谋”，中国善意被歪曲为别有用心。“东升西降”导致的这种“污水东倾”实际上源于西方自身的衰落，暴露的恰是西方制度、文化的丑陋和衰败，在一定程度上表明西方中心论者的文化自卑，说明他们担心中国冲击西方主导建立的国际秩序，千方百计维护美西方的霸权地位和制度基础。

中国反对西方的污名化，不只是要自证清白。实际上，在西方钩织的“逢中必反”的话语体系里，中国永远不可能自证清白。这套霸权话语体系以前可称为话语陷阱，如今中国和世界其他地区都了解了这个把戏，话语陷阱已成为观戏的平台，只是西方的“演员们”还不知道或假装不知道，仍在不断变换场景，设计情节，自己演出，自己喝彩。

面对西方的文化排污，我们既要理直气壮、有礼有节地“防污”“清污”“去污”，积极主动地破解路障、驱散迷雾，还原真实的中国形象，捍卫国家尊严，同时也要坚持一个基本原则，即我们现在要祛除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污名化。我们无需向西方自证，只要着力于向世界介绍客观真实的中国，展示可爱可亲可敬的中国，即可化解西方对中国的污名化，破解西方基于自私自利目的而创作出的处于不断变幻中的多种中国“艺术”形象。

和平、发展、合作、共享是中国走向世界的初心和使命，也是当今世界对新时代中国的客观需要。这是历史发展的潮流，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阻挡，逆潮流者必失败，排污者必自污。只有世界上一切国家、民族都致力于营造一个天时地利人和的国际环境，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同民族的文化才能汇聚成海，包容万物，相互倚重，相濡以沫，共同顺应历史大势，滚滚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