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之间的交流，一个敏感但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意识形态问题。意识形态（Ideology）是一个哲学概念，是政治共同体或社会共同体精神的集合体，常归属于政治学和社会学范畴，并以党章、政纲、体制具体体现。

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因为政体和文化传统差异，意识形态的构成和表现形式差别大，在文化领域主要体现为价值观差异。价值观差异是客观存在，只要客观认知，就能存异趋同。然而，由于背后的意识形态的政治性，价值观差异常常成为文化矛盾和冲突的导火索，西方更是将其视为包治百病的万能药，动辄拿出来抹黑中国、打压中国，让一个常态问题变成了浑身带刺的利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本身不是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是因为人有了问题。

价值观是在国家、民族历史形成过程中逐渐成型的，体现着国家民族文化特殊性。总体上说，西方文化趋利避义，崇尚个人主义，相信“天下为私”；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重礼重义，克己复礼，推崇集体主义，相信“天下为公”。这是中西价值观的基本区别，也是中西文化冲突产生的基础。只不过，没有“天下是一家”概念的西方更主动地打价值观牌，并将价值观与意识形态、政治挂钩，混淆概念，搅乱视听，以“普世”之名，试图让整个“天下”为私所用，这与西方价值观一致，却与以“天下为公”为基本核心的中国价值观相冲突。

西方动辄拿价值观指责中国的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我们常说他们是主观故意，实际上他们自己认为是客观态度，甚至是无意识的反应，就像一看到瓶子上“醋”的标签嘴巴就感觉到酸一个道理。无论我们怎么批评、反制，他们的这种立场和视角是不可能改的，我们希望达到的目标，不是要他们改变价值观，而是明白世界上存在着不同的价值观，每种价值观都有其合理性和合法性，不要以自己的价值观为统一标准、世界标准，而对别的价值观指手画脚，也就是说，学会尊重别人。

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们在向世界讲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就像驾驶一艘航船，要在未知的海域航行，启航前就要对传播对象国意识形态结构进行了解和分析，准确判断对象国意识形态领域中可能存在的险滩暗礁，缓流急流，掌好自己的舵，该直行直行，该绕行绕行，该警告就警告，该救援就救援，有时还需要直面风险并克服各种攻击。无论如何，都要走下去，把航行之路变成传播之路、交友之路。这艘船就如同中国价值观，在价值观“公海”上就是独特的一艘，而周围航行的各国价值观之船也都是独特的，只有大家各按自己的航线行走，才不会相互冲撞，才能各达目的。而到了港口后，大家才有可能相互交换商品，形成交流。

事实上，不同意识形态决定着人的思维方式和道路选择，所以差异或对立是常态，就像天下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树叶、也没有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一样。因此，在文化传播过程中进行意识形态表达，并不要“求同”，也不要求认同，甚至理解也不现实，而是只需要得到尊重，基于最基本的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尊重，回到最基本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原点，并以人情沟通人情，以诚心换取诚心，吃包子的不嫌弃吃披萨的，喜欢吃大蒜的也不要嫌弃喜欢喝咖啡的。只要各自对健康有利，让人能健康生存并快乐的东西，都要去尊重。你爱的，我不一定爱，我们之间也不需要彼此相爱，但我尊重你的爱，你也尊重我的爱，相视一笑或毫无表情，都没关系。这是意识形态交流的基本目标，是最基本的，也可能是最高的要求了。

“物之不齐，物之常情。”要实现意识形态观、价值观的沟通交流，首先我们要相信其可能性。创造各种条件，让不同意识形态观都能够充分表达出来，就像商品博览会一下，都充分展示出来，相互认识，相互客观比较分析，寻找到能够平等交流的切入口，各自都感兴趣的点，寻求感情共振点，美美与共。交流多了，沟通多了，陌生人也能变成朋友，至少会变成熟人，差异感就会越来越弱，共同点就会越来越多。就像以前挤火车，刚挤上去时大家都觉得别人是多余的，影响了自己的空间，看谁都不顺眼，但火车一开、一晃，大家安然若素了，或者说无可奈何了，适应环境了，一会儿可能就聊起来了，甚至还互相安慰、帮助。意识形态交流难，但不是不能交流，关键不在意识形态本身，而在脑子里有意识形态的人。

目前看，西方打压中国战略将长期存在，仍将纠集一切力量，持续对中国进行政治分化、思想渗透、经济遏制、文化抹黑、形象扭曲，甚至进行军事围堵，而且不排除局部军事冲突。而我们还习惯于误认为西方开放、民主，一切都公开透明，对其采取的诸如和平演变、奶嘴战略等等缺乏基本的了解，导致应对乏力，在国际舆论战中长期处于被动，内部也形不成合力，甚至有一些人助纣为虐，为虎作伥，帮助西方一起妖魔化中国，为西方霸权的合理性提供舆论与道义支撑。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不能躲，也躲不开，更不能软弱，抱有幻想，而是要克服各种困难，直面冲突，奋起抗争，在沟通中讲好自己的故事，不断以中国智慧丰富人类精神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