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完歌剧《红高粱》后，我想起许多年前采访刘索拉时，她曾说过的，在摇滚和打击乐盛行的乐坛上，他们班的同学只有郭文景还在坚持古典的交响乐创作。

歌剧《红高粱》恰交织住了他这一特长与执着。用他的音乐烘托出红高粱地中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诚如比才《卡门》与威尔第的《阿依达》一样，《红高粱》中女性的命运也是令人牵肠挂肚的。假如我们将《红高粱》命名为《九儿》或是《九歌》什么的，或许能切住女性主题这一命脉。但《红高粱》毕竟是雄性十足，野性张扬的作品。

莫言在《红高粱》创作谈中有言：歌剧是音乐与歌唱的艺术，是最能把情感推向高潮、最能让观众热血澎湃的舞台剧。歌剧《红高粱》是一次新的探索，更是向前辈艺术家致敬的作品。这不由得让人想起那些耳熟能详的《红湖赤卫队》《江姐》《小二黑结婚》和《白毛女》。那些歌剧也无一不是在歌剧基本的属性上，加入了“民族美声”的唱法而经久传唱的。

​莫言称用美声唱法演唱中文，最大的困难是如何吐字发音让观众不借助字幕即基本上可以听清楚，因此，他在写歌词时，既追求诗意，又力避华丽空洞的大词，而是用通俗易懂的大白话组织成口语化的歌词。这不由得让人想起莫言以往创作的长诗图景。这一点许多人也许忘了，诺贝尔文学奖当年颁奖的赞词就称过莫言是一个诗人。只是他的诗意被小说巨大的叙事结构给挤压在夹层中，但这股诗意又时隐时现地闪烁在其间，《红高粱》中鲜明的诗歌意象则显而易见的。莫言自诩他是歌剧的外行，但诗的想象力却是编织出了他的音符。莫言诗意同他的小说创作，都是基于他的泥土气息和民俗风情为根基的。也是中国文化的延伸。郭文景自然是用交响乐来创作这部歌剧的音乐家，他激情创作的音符，随着曲调的起伏，有层次地渐渐深入了观众的内心。无论是九儿和余占鳌的咏叹调，还是“弟兄们”这一复调方式赋格曲的合唱，都将剧情有机地串联了起来。“我们已是人民的武装”由弱变强，反复叠加咏唱时，浑然形成了一阙充溢四纬的赞歌。

纵观整部歌剧，两个女人九儿与凤仙的舍生取义，烘托出了整部歌剧悲怆而又壮烈的情怀。女人为了掩护男人们与敌同归于尽，男人们则为女性的离去而激起抗日的斗志。贪图小利，并不惜将女儿嫁给有肺痨的，单家掌柜单偏郎的戴老三，在面对日军让其剥“抗日分子”刘罗汉的皮时，忍无可忍与日军拼命时被杀。之前余占鳌杀了要抢九儿的鬼子，左躲右藏中，被逼上梁山，与敌血斗，最终投奔八路军。这些都是出于民族大义而展现出的个体勇气，《红高粱》歌剧也围绕着这一主题，在拟人化的红高粱精神感召下，将歌剧推向了高潮。

诚如歌剧《卡门》是根据梅里美同名小说改编出来成为经典一样，《红高粱》歌剧也是在同名小说改编成电影及电视剧和其他剧种外，再次音画对位，声情并茂地从舞台上唱向了观众。应该说，这部歌剧的可视可听性，效果都很强。八场剧，近三个小时的演出，看完总感到意犹未尽。

许多歌剧，时过境迁，人们大多只记住了作曲者和剧中动人的音乐。而《红高粱》观众却很难忘掉莫言的创作，这除了红高粱的符号在人们的记忆中太深了的缘故，再便是莫言作品潜移默化的诗意所致。这股诗意不是小情小调的吟风弄月，而是在浩瀚的波动中所产生的共鸣。

如果郭文景再能为这歌剧谱出一曲好听的序曲，或许更为出色。因好的歌剧总有一阙好听序曲而牵引。如同贝多芬的《艾格蒙特》序曲，罗西尼的《塞尔维亚理发师》序曲等等。虽说该剧也有以胶州秧歌为主题的主题音乐，但这都不鲜明，在“中国化”的基调上再附着一层此起彼伏，大音希声的序曲，该是件锦上添花的音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