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呈现出典型的“葫芦型”特征。从传播方向上，一端聚焦欧美等少数发达国家，另一端兼顾部分周边国家，中间多数发展中国家则因主观或客观原因而得不到足够重视。甚至成为传播盲区。从传播内容上，则集中于传统文化符号与重大发展成就，对社会生活、民生实践等领域呈现不足，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的认知存在片面化、标签化倾向。

“葫芦型”传播格局的形成，有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现实因素。在传播对象选择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华文化传播资源多向欧美等发达国家倾斜，既源于对西方话语权的重视，也受到市场收益、传播技术等条件的制约。但随着全球治理格局的深刻变革，这种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作为全球人口的主体，其文化需求长期被忽视，导致中华文化在亚非拉等地区的影响力与中国国际地位不相匹配；另一方面，过度聚焦少数国家容易陷入“西方中心主义”的传播陷阱，难以形成真正的全球文化共鸣。在传播内容上，“葫芦型”格局表现为对传统文化经典与重大发展成果的过度偏好，而对当代中国的社会变迁、普通人的生活故事、多元文化生态等呈现不足，使得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要么停留在“历史古国”的刻板印象中，要么局限于“经济强国”的单一标签，缺乏对中华文明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的全面认知。

“橄榄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的核心特征是传播对象的均衡化，追求实现传播对象的全面覆盖，让中华文化惠及世界各个角落。既要巩固欧美等发达国家的传播成果，更将发展中国家纳入核心传播范畴，形成“全面覆盖、重点突出、精准施策”的全球传播网络。这种转变并非简单的范围扩张，而是基于文明平等理念的传播重构。中华文化所蕴含的“和而不同”“天下为公”等价值理念，与发展中国家追求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诉求高度契合，为拓展传播边界提供了天然基础。

“橄榄型”传播强调文化呈现的整体性与真实性，既要展现中华文化的辉煌成就，也要呈现发展进程中的探索与思考；既要传播传统文化的精髓，也要展现当代文化的活力；既要讲述宏大的国家故事，也要传递微观的个体体验。这种全面真实的传播理念，契合了中华文明的本质特征，也符合国际社会对真实中国的认知需求。中华文化不仅有长城、故宫等历史遗产，也有共享单车、社区治理等现代实践；不仅有孔子、老子等思想先贤，也有无数在平凡岗位上追求梦想的普通人。将这些多元内容纳入传播体系，才能打破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构建起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推动传播对象全面化，需要建立差异化的传播策略：对发达国家，应侧重文明对话与价值共鸣，通过学术交流、文化产业合作等形式，展现中华文化的现代性与创新性；对发展中国家，则应强化实用合作与情感联结，通过技术培训、民生帮扶与文化惠民项目，让中华文化在服务当地发展中自然传播；对周边国家，要深化地缘文化纽带，通过跨境文化活动、民间交流等形式，构建命运与共的文化共同体。

构建“橄榄型”传播格局，还需要健全多元协同的传播体系。文化传播不是单一主体的“独奏”，而是官方、民间、市场等多元主体的“合唱”。官方机构应发挥主导作用，优化传播资源配置，加大对发展中国家传播渠道的投入，搭建多边文化交流平台；学术机构与智库要强化理论支撑，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当代价值，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文化企业应立足市场需求，打造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视野的文化产品，实现文化传播的市场化突破；民间力量则应发挥灵活性优势，通过社交媒体、跨境交流等形式，成为文化传播的“毛细血管”。这种多元协同的传播格局，能够实现传播主体的广泛覆盖，让中华文化在不同层面、不同场景中自然呈现。

“葫芦型”传播往往以单向输出为主，将文化作为“展品”进行推介，缺乏与受众的有效互动。而“橄榄型”传播强调以人类共通的情感经验为桥梁，通过微观叙事引发价值共鸣，贴近生活、真实可感，通过普通人的故事，让海外受众感受到中华文化的现实温度。

推动从“葫芦型”向“橄榄型”的转化，本质上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念的深刻变革，彰显了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文化自信与文明担当。这种转变不是对现有传播成果的否定，而是在继承基础上的创新发展；不是追求传播的“一刀切”，而是在尊重差异基础上的精准施策；不是片面追求传播广度，而是实现广度与深度的有机统一，实现传播对象的全面覆盖与传播内容的真实立体。这种转化，既是破解当前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困境的关键路径，更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