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化呈现多极化与AI技术普及化的双重冲击下，外语学科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存与发展挑战。AI对传统外语学科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科定位与知识生产模式构成了严峻挑战，也提出了全新要求。外语学科的主体性、工具性与人文性作为支撑学科存在的三大核心维度，其内涵在AI时代变革中发生深刻嬗变，而外语人如何回应这种嬗变，直接决定了学科的未来走向，对外语学科的未来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
AI时代外语学科的生存危机与转型契机
当前，AI技术对语言服务领域的渗透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从经典文学文化作品的翻译，到日常语言交流中的即时翻译工具，AI正逐步替代传统外语学科的部分核心功能，技术冲击让外语学科陷入了“生存危机感”。不少人将外语学科的这种困境归因于AI技术的崛起，但事实上，AI只是催化剂，真正的根源在于外语学科长期以来的定位模糊与内涵异化：中国主体性的缺失导致学科在跨文化传播中失去中国立场，工具性的过度依赖使其难以应对技术替代，人文性的传统固化使其脱离时代需求。
国际传播视域下，外语学科的核心使命已从单纯的语言技能培养转向服务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外语学科的转型并非简单的“对抗AI”或“放弃传统”，而是要在技术变革中重新锚定三大内涵的时代定位，实现从被动适应到主动引领的转变。这种转型不仅是学科自身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构建自主知识体系、提升国际话语权的必然要求。
外语学科的主体性：主动建构中国立场
传统外语学科主体性的迷失与困境。外语学科的主体性，本质上是学科在知识生产、人才培养与社会服务中所秉持的价值立场与文化根基。传统外语教育中，主体性的迷失是普遍存在的问题：一方面，为了追求语言技能的“地道性”，教育过程过度强调目标语国家的文化认同，导致学生在学习中逐渐向外国文化倾斜：鼓励学日语者自然倾向日本文化，学英语者推崇英美文化，甚至在研究中主动成为研究对象的化身，丧失了中国学者的本土立场；另一方面，学科定位模糊，将外语学习等同于外国文化依附，忽视了外语作为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工具的核心价值，导致培养的人才难以承担跨文化传播中的中国叙事任务。这种主体性迷失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产生了严重后果：中国学者的中国研究难以纳入世界中国学的对话体系，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认知仍依赖西方视角的解读；外语人才虽具备语言技能，却因缺乏中国文化根基，无法准确传递中国价值观与发展理念。如果我们中国人自己都不理解中国、不理解世界，我们怎么指望让世界理解中国？中国主体性的缺失，让外语学科在国家战略服务中难以发挥核心作用，也使其在技术冲击下失去了不可替代的价值支撑。
国际传播视域下重构主体性内涵。AI时代，外语学科的主体性重构核心在于确立“中国立场”，实现从“依附性西向”到“中国特色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转变。这种重构并非否定外国文化的学习，而是要在跨文化对话中建立平等的文化站位，将外语学科打造为体现中国文化主体性的重要载体。具体而言，主体性的新内涵包含三个层面：
一是文化主体性的确立。外语学科应将中国文化教育作为核心内容，在课程体系中增加中国历史、文学、哲学等课程，强化学生的中国文化认同。与中文专业相比，外语学科的优势在于具备跨文化转化能力，即能够将中国传统文化与当代发展理念转化为国际社会易于理解的表达，实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价值的精准传播。这种“中国文化+外语技能”的融合，是外语学科主体性的核心支撑。
二是知识体系的自主性建构。中国外语学科进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核心在于以中国意识为引领、以本土实践为根基、以守正创新为路径，构建兼具战略工具性、知识原创性与系统建构性的学科体系，实现从 “他律” 到 “自为” 的转型，从 “边缘接口” 到 “核心枢纽” 的跃迁。我2018年提出中国世界学概念，实际上就是尝试进行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主体性重构。世界中国学以世界视角研究中国，而中国世界学则以中国视角研究世界，两者的平衡能够让中国学者在国际对话中明确自身定位，避免被西方话语体系裹挟。外语学科应依托这一理念，推动跨文化知识的自主生产，聚焦“当代中国”的国际传播，回应全球对中国发展的关切，而不是停留在传统中国文化的浅层介绍。
三是国家战略的服务性定位。外语学科的主体性最终要体现为服务国家战略的能力。在国际传播中，这意味着学科要主动对接国家文化走出去战略，培养具备战略传播意识的人才。例如，针对日本政府的冲突性言论，日语学科应及时在课程中分析日本民众的思想基础，回应国际社会的关切；针对“一带一路”倡议，外语学科应培养兼具语言技能与交通、土木等专业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服务国际合作实践。
在建构主体性过程中，外语人应摒弃“自怨自艾”的消极心态，以主动转型的姿态坚守中国立场。一是理念革新，打破“语言学习=文化依附”的误区，在教学中强化“中国身份”意识，告诉学生“出国后你的一举一动都代表中国”，培养其国家战略意识；二是学科协同，主动推动外语学科与中文、工科等学科的融合，坚守核心价值基础上，在跨学科协同中获得话语权；三是实践引领，通过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案例的生产、域外中国研究数据的收集等工作，将主体性理念转化为实际成果，让学科在服务国家战略中获得生存与发展的资源。
外语学科的工具性：AI赋能传播能力
传统工具性的异化与技术冲击下的困境。外语学科的工具性传统上表现为语言技能的培养，即听、说、读、写、译的能力训练。长期以来，学科将工具性作为核心定位，甚至将其视为学科存在的唯一基础。这种定位在技术革命中遭遇了致命冲击：AI翻译工具的精准度不断提升，能够快速完成文本翻译、口语对话等传统语言服务，出版社利用AI翻译经典作品后仅需人工润色即可出版，证明传统语言技能的“不可替代性”已不复存在。传统工具性的异化还体现在“重技能、轻传播”的导向中：不少外语教育将“精准翻译”作为终极目标，忽视了语言的传播本质。当AI能够更高效地完成技能性工作时，人工翻译若仍停留在“自我欣赏”的层面，其文化传播价值便无法实现。这种异化让外语学科陷入了“工具性被替代=学科消亡”的逻辑误区，也使其在国际传播中难以发挥核心作用。国际传播需要的不是“精准的语言转换”，而是“有效的价值传递”。
AI时代工具性的内涵升级。国际传播视域下，外语学科的工具性并非被AI替代，而是实现内涵升级，从“单纯语言技能”转向“AI赋能的战略传播工具”。这种升级的核心逻辑是让AI做工具性工作，让人做战略性工作，将技术融合作为提升学科价值的重要路径。具体而言，工具性的新内涵包含三个维度：
一是技术赋能的传播效率提升。外语学科应主动拥抱AI技术，将其作为语言技能培养的辅助工具，而非对抗对象。通过建立AI语料生产实验室，让AI完成教学案例的初步生产、语言知识点的即时答疑等工作，教师可以腾出更多时间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传播能力。这种“AI+外语”的融合，让工具性从技能训练转向效率提升，为战略传播提供技术支撑。
二是战略传播的工具化能力培养。工具性的核心不再是会翻译，而是会传播，即能够根据不同国家的文化语境、受众需求，选择合适的传播内容与方式。这要求外语人才具备“一国一策”的传播能力：对美国受众侧重讲中国的科技发展故事，对欧洲受众侧重讲中国的文化包容理念，对发展中国家受众侧重讲中国的合作共赢实践。这种工具性能力，是AI无法替代的，因为它需要对文化差异的深刻理解与对国家战略的准确把握。
三是跨学科融合的工具载体功能。外语学科的工具性还体现在作为跨学科协同的桥梁作用中。国际传播需要多学科的协同支撑，外语学科应凭借语言优势，成为中文与工科、文化与科技的融合载体，实现“中国文化+外语技能+专业知识”的深度融合。通过外语与工科的结合，可以为国际合作提供精准的语言与专业支撑。
面对工具性的嬗变，外语人应摒弃抗拒技术的保守心态，以协同共生的姿态实现与AI的互补。这种应对态度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主动学习技术，了解AI在语言服务中的应用边界，明确“AI擅长技能性工作，人擅长战略性工作”的定位，避免陷入“与AI竞争技能”的误区；二是推动课程改革，将AI应用、数据收集、跨文化传播策略等内容纳入课程体系，培养学生的“技术+传播”复合能力；三是强化协同意识，主动与中文、工科、艺术等学科合作，打造双师团队，让外语工具性在跨学科融合中发挥最大价值。
AI对外语学科造成的困惑，实际上聚焦的是外语学科的工具性功能是不是会被取代，似乎工具性功能一失去，外语学科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这恰是外语学科非改革不可的原因之一。过于沉溺于工具性，过于依赖工具性，而工具随时都可能被新的更方便的工具取代，否则我们现在还停留在钻木取火，用陶器做饭的时代，所以从这个历史逻辑看，外语学科基于工具性功能优化进行改革是历史必然，没必要大惊小怪。换句话说，你反对也没用，历史的车里滚滚向前，从来不会因为某个人的喜恶改变行进的方向。顺历史潮流者昌，逆之者亡，这和气节毫无关系，但和智愚绝对有关系，拥抱技术、主动转型，是外语人应对工具性嬗变的必然选择。
外语学科的人文性：提升AI时代的跨文化生存能力
传统人文性的局限与时代脱节。外语学科的传统人文性主要体现为对目标语国家文化的理解与素养培养，强调通过文学作品阅读、文化习俗学习，提升学生的跨文化理解能力。这种人文性培养在特定历史时期具有积极意义，但在AI时代与国际传播视域下，其局限性日益凸显：一是“重外国文化、轻中国文化”，导致学生缺乏中国文化的人文根基，无法在跨文化传播中传递中国价值；二是“重理论素养、轻实践能力”，培养的人文素养多停留在书本层面，难以适应复杂的国际传播实践；三是“重传统内涵、轻时代需求”，忽视了AI时代对人际交往能力、战略适应能力的新要求，导致人文性与时代脱节。
传统人文性的局限在国际传播中表现为“有语言无思想”的困境，不少外语人才能够流畅地使用外语交流，却无法清晰地阐述中国的发展理念；能够翻译中国的文学作品，却无法让国际受众理解作品中的文化内涵。这种人文性缺失，让外语学科培养的人才难以承担讲好中国故事的使命，也使其在技术冲击下失去了“人性”的核心优势：AI可以替代语言技能，但无法替代人的情感、思想与文化认同。
国际传播视域下人文性的时代重构。AI时代，外语学科的人文性应实现从“传统文化素养”到“时代化的跨文化生存能力”的重构，核心是培养具有情感温度、人格健全、意志坚韧、处事融通、担当有为且善于协作的国际化人才。这种人文性的新内涵，既保留了人文素养的核心本质，又融入了时代需求与国家战略导向，具体包含三个层面：
跨文化交往能力。人文性的核心是“人”的能力，而跨文化交往能力是国际传播的基本要求。这种能力不仅包括尊重文化差异、理解不同受众的需求，还包括与AI协同工作的能力，能够利用AI工具辅助跨文化交流，同时避免被技术异化。外语学科应将跨文化交往能力作为人文性培养的核心，通过实践教学、国际交流等方式，提升学生的社会适应能力。
战略思考能力。国际传播中的人文性，要求人才具备“身在兵位，胸有帅谋”的战略思考能力，能够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分析国际形势与受众需求，制定精准的传播策略；能够根据不同的传播场景，调整传播内容与方式，实现“恰到好处”的价值传递。如在应对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误解时，能够从历史、文化、现实等多个维度进行解释，消除偏见；在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时，能够选择国际受众感兴趣的内容，实现“共情传播”。
环境适配能力。即能适应不同环境、实现传播目标的能力。这种能力要求外语人才具备“压缩饼干”式的核心素养，能够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快速调整自身状态，释放所学知识与能力；具备“无界融合”的思维方式，能够跨越学科、文化、技术的边界，适应国际传播的多元化需求。这种人文性，是AI时代外语学科“人性”优势的核心体现，也是学科不可替代的价值所在。
面对人文性的嬗变，外语人应坚守“以人为本”的核心，以实践赋能的方式培养时代化的人文素养。这种守护态度体现在三个实践层面：一是回归育人本质，明确学科的最终目标是“培养适应时代的人”，而非“培养语言工具”，将人文性培养贯穿于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二是创新培养方式，通过作业升级、数据收集实践、双师团队指导等方式，将人文素养转化为实践能力，多让学生参与中华文化国际传播实际活动之中，在实践中提升跨文化传播能力；三是打造平台支撑，推动建立中华文化国际传播中心等平台，将人文性培养与国家战略实践相结合，让学生在服务国家中提升人文素养。无论哪一个时代，我们都要守护人性，人文性要超越一切，这正是外语人应对人文性嬗变的核心准则。
“三性”内涵的辩证统一与外语学科的未来方向
外语学科的主体性、工具性与人文性并非孤立存在，而是形成了辩证统一的关系：主体性是核心导向，决定了学科的价值立场与发展方向；工具性是支撑载体，为主体性的实现提供技术与能力保障；人文性是本质内核，体现了学科的“人性”优势与育人目标。三者的有机统一，构成了AI时代外语学科的核心价值体系：以中国立场为导向，以AI赋能的传播手段为工具，以跨文化生存能力为育人目标。
外语人应主动应变，变中求生，秉持“主动转型、坚守立场、拥抱时代”的态度。外语学科的未来不在“对抗变化”，而在“引领变化”，通过理念革新、课程改革、学科协同，将技术冲击转化为转型契机，将国家战略需求转化为学科发展动力。未来，外语学科应进一步强化中国主体性，推动“外语+中文+工科+AI”的深度融合，培养更多具备中国立场、战略思维与跨文化能力的国际化人才，让学科在服务国家、拥抱时代中实现新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