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生命力，根植于中国生动真实的实践。但当前部分新闻传播理论脱离实际、话语体系西化倾向明显，与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需求脱节。为此，我们需及时总结中国特色文化传播理论的建构历程、实践路径与核心经验，在此基础上探索传播路径与方法的创新，提升传播实效，更好地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而构建具有中国自主性的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关键要实现“五个超越”与“五个创新”。

五个超越

超越理论局限。文化传播需以理论为支撑，而理论源于实践却必须高于实践，形成具备普遍性、规律性的话语体系以指导实践。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应整合传播学、信息学、政治学等多学科资源，打破单一学科的理论壁垒，通过跨学科融合实现理论体系的创新与规范，突破自身局限，构建能解决实际问题的系统性理论。

超越具体范畴。相较于超越单一理论体系，更重要的是立足现实情况的复杂变化，依托已有理论延伸出动态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理论需实现“双超”——既超越具体理论框架，又突破具体现实问题的束缚，唯有如此，才能具备经典化的基础，推动中华文化国际传播走向常态化、长效化。

超越局部视野。整体性是理论体系的核心特征，需力求涵盖各类问题、提供解决方案，同时预留持续发展空间，以应对未来各种可能性，突破理论形成时期的特殊社会与理论环境。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必须深度融合信息化与人工智能技术，善用信息化传播速度快、覆盖范围广的优势，规避其转瞬即逝的短板，将局部经验拓展为普适性方法，从解决单一传播问题，延伸至为社会治理、思想引导等各类问题提供思路，实现理论的泛在化应用。

超越国别边界。优秀理论的核心是探索人类共性问题，而非局限于特定国家，《孙子兵法》《论持久战》等经典著作，以及各类自然科学经典理论，均因触及本质而成为人类文明的共同财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建构，需立足中国实践、放眼全球视野，抓住复杂形势下的人类文明内核——正如牛顿从一只苹果中提炼出万有引力定律，关键不在于具体载体而在于对本质规律的把握。唯有超越国别差异，理论才能具备国际化推广的价值。

超越时空维度。技术发展缩小了人类与太空的心理距离，尽管中华文化太空传播目前尚处构想阶段，却能为理论建构提供更广阔的参照维度。我们需提前预设太空探索带来的传播新场景，预留理论拓展空间，随着人类太空探索的深入逐步完善理论体系，为地球与外星文明（若存在）的互动提供传播思路与方法，推动理论突破现有人类社会的边界，成为更广泛领域适用的普遍性理论。

五个创新

创新思维方式。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本质上是解决文化差异与融合问题的方法论与辩证法。当前世界文化冲突频发，甚至引发局部动荡，唯有跳出单一视角，立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思考问题，才能化解矛盾、促进共识——这如同理解善恶、明暗的辩证关系，需突破思维局限。因此，理论不仅要自身秉持创新思维，更要为实践提供可操作的思维创新路径。

创新建构方法。传统理论多从具体细节上升到抽象整体，而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建构，应反向立足整体观，先确立核心框架，再结合具体问题的需求完善内容，并根据实践变化动态调整理论体系与方法论。这种逆向建构思路是理论创新的有效路径，值得深入研究与推广。

创新发展方向。理论建构需明确核心导向，回答“为何创、为谁创、如何创”的根本问题。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应在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与时俱进，创造性融合中外文化传承特色，紧扣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信息化时代背景，探索中华文化海外落地路径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发展方向。既要契合中国实际，又要顺应世界潮流，打破中外文化认知壁垒，为文化无缝衔接提供方向性指引，进而提升中华文化的传播实效与凝聚力。

创新传播空间。文化传播与理论建构均需依托空间载体，如同建筑需要场地支撑。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应搭建全新的思考框架与建构空间，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基础上，推动中外故事互通互融，实现中国故事的世界化表达，同时助力各国文化借中国平台走向世界。通过打造中外文化融合、跨学科协作的实践平台，以融合性拓展传播边界，使这一空间成为各国文化理论的试验场与创新成果的孵化基地。

创新实践模式。以人民为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华文化国际传播理论的精神内核——立足人的需求、聚焦人的幸福获得感，才能让理论具备永恒生命力。理论需构建中国主体性理论国际化的实践模式，作为推动理论建设、社会和谐与世界和平的方法论向全球推广；可依托海外文化中心建立理论落地基点，打破文化界限，构建基于人性、人情、人心的跨文化交流模式，实现不同民族思维方式的深度互鉴。当这种模式成为全球共识，理论便完成经典化转型，融入世界常识体系。